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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  

2008-12-24 14:27:32|  分类: 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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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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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

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

 

林奕华最近的日程表排得相当满,除了新戏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》上演,他还去了北大演讲。接受采访时他说,做戏剧最大的目的是对抗平庸,比如平庸的爱情。

 

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

 

文/ 刘莉芳 整理/ 吴琦 韩天阳 图/ 高鹏

 

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

 

12 月6日的北京很冷。林奕华穿着蓝白竖条衬衫、青色毛线开衫、背着一只军绿色帆布包,像个教书先生。那些从他身边经过,赶来听他演讲的观众,都没有认出他。

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
头天晚上,林奕华没有睡好,早上5点就醒了,想着演讲怎么开头。本来,林奕华的助手和我商量,开场放一段15分钟的林奕华作品集锦。但他临时推翻这个方案。他说,朋友见面,不会随身携带自己生平的光碟。他要在开场时找一位观众,问他的心愿,然后打碎他的心愿,从得到与失去、梦想与破碎进入演讲主题。但是当他走进演讲厅,看到近400位观众时,又改了主意—林奕华在香港教书就随时会改变上课的形式,这让他的助手很焦虑。这次也是。


他问观众,此刻在你们眼中,我是怎样的?我和你们想象中一样吗?观众轰笑,女观众则夸他的头发漂亮。他也笑开了,顺势做起民意调查,让同意他头发漂亮的观众举手。他看似无厘头地问,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漂亮吗?轰笑后,他将话锋一转:“我不是在开玩笑,也不打算代言洗头水广告。其实,所谓的头发漂亮,有一部分是自我想象的关系。”从头发入手,林奕华以“看得见和看不见”为题演讲。接着放了《西游记》之《人人都看不见沙悟净》。

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林奕华最近的日程表排得相当满,除了新戏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》上演,他还去了北大演讲。接受采访时他说,做戏剧最大的目的是对抗平庸,比如平庸的爱情。文 刘莉芳 整理 吴琦 韩天阳 图 高鹏12 月6日的北京很冷。林奕华穿着蓝白竖条衬衫、青色毛线开衫、背着一只军绿色帆布包,像个教书先生。那些从他身边经过,赶来听他演讲的观众,都没有认出他。头天晚上,林奕华没有睡好,早上5点就醒了,想着演讲怎么开头。本来,林奕华的助手和我商量,开场放一段15分钟的林奕华作品集锦。但他临时推翻这个方案。他说,朋友见面,不会随身携带自己生平的光碟。他要在开场时找一位观众,问他的心愿,然后打碎他的心愿,从得到与失去、梦想与破碎进入演讲主题。但是当他走进演讲厅,看到近400位观众时,又改了主意—林奕华在香港教书就随时会改变上课的形式,这让他的助手很焦虑。这次也是。他问观众,此刻在你们眼中,我是怎样的?我和你们想象中一样吗?观众轰笑,女观众则夸他的头发漂亮。他也笑开了,顺势做起民意调查,让同意他头发漂亮的观众举手。他看似无厘头地问,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漂亮吗?轰笑后,他将话锋一转:“我不是在开玩笑,也不打算代言洗头水广告。其实,所谓的头发漂亮,有一部分是自我想象的关系。”从头发入手,林奕华以“看得见和看不见”为题演讲。接着放了《西游记》之《人人都看不见沙悟净》。林奕华本计划两天后去看话剧《爱比死更残酷》,不料那天是蜂巢剧场休息的日子,没看成。法斯宾德是他很喜欢的导演,他很想排法斯宾德的戏,还想把自己喜欢的欧洲电影都搬上舞台,其中包括《索多玛的120天》。B=《外滩画报》L= 林奕华他们不仅仅是偶像B:《十八相送》讲了18 个和爱人分手的故事,陈绮贞演唱了18首串场歌曲。她的音乐对这部舞台剧有什么影响?L:我一边酝酿这部戏,一边听陈绮贞的歌。在绮贞进组前,我每天跑步都戴着耳机,一直在听她的歌。她的歌和《十八相送》的主题很贴切。绮贞从来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写情歌,她写的歌词都是自己的感受。在我看来,她是女诗人,非常敏感,话不多。很多时候,我只能猜她的心思。在《十八相送》里,观众先猜出谜语,才能听到绮贞的歌。绮贞的歌是《十八相送》的重要线索。我其实蛮希望跟绮贞再次合作。张艾嘉也非常喜欢绮贞。但是我知道不能勉强绮贞演戏。《十八相送》的演员都很年轻,没有任何演戏经验。他们都是绮贞的歌迷,能把绮贞的歌倒背如流。后台被他们变成了歌迷会。B:你的作品用了不少明星,从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张艾嘉、《恋人絮语》的黄耀明,到《快乐王子》的吴彦祖、《十八相送》的陈绮贞,他们似乎有某种共性,你怎么概括这种共性?L:这个观察很有趣。曾经有记者问我,你用明星是不是为了迎合市场。我说如果你把我用过的所有明星串起来,就会发现,第一,他们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;第二,他们都有创造力。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偶像。B:那么郑元畅呢?在大家眼中,他就是一个当红偶像。L:其实我找明星非常小心谨慎。小综(郑元畅的昵称)很有创造力,对很多事很敏感,也很努力。你不要因为偶像剧简单,就忽略了他。如果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,一定会超级爱他。我第一次看到小综是在台湾情景喜剧《安室爱美惠》里,陶晶莹和谢祖武主演,小综演他们的一个邻居。第一印象,小综很像我的一个朋友,很高,很“怪咖”(台语中指脾气古怪的人)。我来自香港,香港也有很多情景喜剧,但是和美国情景喜剧不同,香港情景喜剧不懂怎么经营情景,来来去去只有那两三招。但是小综的演法很有他自己的一套,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那时,我就记住他了。B:我一向不喜欢明星舞台剧,但是期待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表现,他们的表现总会让我看到他们在影视剧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L:谢谢。像张艾嘉,我们谈合作谈了7 年。我第一次邀请她是2001年做《张爱玲,请留言》。那时,张姐在做《想飞》的后期,不能来。2005年,我们为张姐做了一部独角戏《人的声音》,已经开始排戏了,因为我跟另一个导演拆伙,也没有演成。三年多来,我们常常见面聊天,交换好看的光盘。我们是非常默契的“棋友”。我出招,她接得住。她出招,我也要接得住。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剧本是张姐写的,只用了5天。她跟我说,这段很难排哦,那段很不简单哦。后来我们都排出来了,只用了两个礼拜。我的很多作品排得很快。《半生缘》是一部大戏,时间跨度几十年,有很多场景、时空交错。但是我用一张长桌,用独剧的方式,很清楚地交代了时空转换,只排了三个礼拜。《十八相送》只排了一个礼拜。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B:去年你排《包法利夫人们》时说会关注城市题材,《生活与生存》是这个题材的延续?L:《生活与生存》是突然“跑”出来的一部戏。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,大家都觉得必须出人头地。这些东西被理所当然化了。香港在30年前开始跑,没有存下资本,这让它非常快地落后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香港电影非常好看。如果冷静一点回顾香港电影,那时谁拍的电影最多?是王晶。什么类型的电影最受欢迎?是《赌神》。那些电影没有深层次


林奕华本计划两天后去看话剧《爱比死更残酷》,不料那天是蜂巢剧场休息的日子,没看成。法斯宾德是他很喜欢的导演,他很想排法斯宾德的戏,还想把自己喜欢的欧洲电影都搬上舞台,其中包括《索多玛的120天》。

 

 

B=《外滩画报》L= 林奕华

 

 

他们不仅仅是偶像

 

,总要有人耕耘,如果两人都不愿意牺牲,就糟糕了。你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呢?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用喜剧手法来呈现的悲剧。我觉得只要题材对,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,观众还是会看的。娱乐也是非常政治化的B:你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?L:我一直在探讨一个主题:我们为什么不快乐?我觉得,那些不要思考为什么自己不快乐的人,他们也许真的不需要来看戏,但是那些来看戏的人,他们骨子里、心底里其实对这个问题还是有探究的欲望的。你来看我的戏,可能出去时是悲伤的,但是悲伤本身可能是有领悟的,会让你距离快乐稍微近一点。如果我们是朋友,我可以直接告诉你,我觉得人怎样才快乐,我也经过了非常不快乐、愚蠢的阶段。我从来不介意把这些东西跟别人分享,只不过我觉得戏剧要和更多的人分享,最好还是开阔些,容许观众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找答案。B:《快乐王子》也延续了寻找快乐的主题。L:我常提醒自己保持用一个小孩的眼睛去看一个大人的世界,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当大人,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是年轻人。能和我做朋友的人,比如说张艾嘉,都是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,很少会用自己的身份去做一个权威。在纯真中能找到一种皈依。我没有洁癖,但是很多时候,我看到一些东西就是为了扑上去而扑上去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写评论文章。很多时候大家觉得电影好看,我反而会关注你们为什么觉得电影好看。所以我现在写些娱乐的文章或者八卦的评论,不是在评论事件的本身,而是评论我们看它的角度。我最近写了篇文章评论李嘉欣的婚礼。我觉得,从某一个角度讲,李嘉欣是白流苏,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白公馆,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两手准备,如果她好,我们就“对啊,真好啊”,如果她不好的话,我们就落井下石。白公馆为什么会是白公馆?因为再嫁也轮不到你嫁,再幸福也轮不到你们。旁观的都是替别人高兴,从而得到满足。B:你的评论会得罪一些人吧?L:我的评论一直都得罪人。像王尔德,他也得罪很多人,把上流社会的假面具撕破了多少?所以到后来,大家都落井下石。这没办法,这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他生命的职能。其实要评论的话,每天都有很多题材。娱乐不只是休闲的,也是非常政治化的。政治化的意思,一个方面是个人政治,因为它常常会牵涉到两性之间的定位问题,另外,它好像帮社会定义了什么是成功、失败,什么是外在、内在,这些东西统统都有利益冲突。比如说艳照门,我当时说对女性非常歧视,用道德的名义去剥削女性的自由。其实在大学里,很多人在教性别研究,社会学的老师或同学都能够看出这个问题,但他们的声音不够大。我在写的时候还是蛮谨慎的,不希望大家觉得我有预设的立场。我会用比喻的方式去讲,比如我刚才讲白公馆,因为太直接,就变成是说教了,评论最好让读者意会。你在看《倾城之恋》的时候,可能对白公馆很不屑,但是可能你自己就是白公馆。

 

B:《十八相送》讲了18 个和爱人分手的故事,陈绮贞演唱了18首串场歌曲。她的音乐对这部舞台剧有什么影响?

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
L:我一边酝酿这部戏,一边听陈绮贞的歌。在绮贞进组前,我每天跑步都戴着耳机,一直在听她的歌。她的歌和《十八相送》的主题很贴切。绮贞从来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写情歌,她写的歌词都是自己的感受。在我看来,她是女诗人,非常敏感,话不多。很多时候,我只能猜她的心思。在《十八相送》里,观众先猜出谜语,才能听到绮贞的歌。绮贞的歌是《十八相送》的重要线索。我其实蛮希望跟绮贞再次合作。张艾嘉也非常喜欢绮贞。但是我知道不能勉强绮贞演戏。《十八相送》的演员都很年轻,没有任何演戏经验。他们都是绮贞的歌迷,能把绮贞的歌倒背如流。后台被他们变成了歌迷会。


B:你的作品用了不少明星,从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张艾嘉、《恋人絮语》的黄耀明,到《快乐王子》的吴彦祖、《十八相送》的陈绮贞,他们似乎有某种共性,你怎么概括这种共性?


L:这个观察很有趣。曾经有记者问我,你用明星是不是为了迎合市场。我说如果你把我用过的所有明星串起来,就会发现,第一,他们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;第二,他们都有创造力。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偶像。

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
B:那么郑元畅呢?在大家眼中,他就是一个当红偶像。


L:其实我找明星非常小心谨慎。小综(郑元畅的昵称)很有创造力,对很多事很敏感,也很努力。你不要因为偶像剧简单,就忽略了他。如果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,一定会超级爱他。我第一次看到小综是在台湾情景喜剧《安室爱美惠》里,陶晶莹和谢祖武主演,小综演他们的一个邻居。第一印象,小综很像我的一个朋友,很高,很“怪咖”(台语中指脾气古怪的人)。我来自香港,香港也有很多情景喜剧,但是和美国情景喜剧不同,香港情景喜剧不懂怎么经营情景,来来去去只有那两三招。但是小综的演法很有他自己的一套,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那时,我就记住他了。

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林奕华最近的日程表排得相当满,除了新戏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》上演,他还去了北大演讲。接受采访时他说,做戏剧最大的目的是对抗平庸,比如平庸的爱情。文 刘莉芳 整理 吴琦 韩天阳 图 高鹏12 月6日的北京很冷。林奕华穿着蓝白竖条衬衫、青色毛线开衫、背着一只军绿色帆布包,像个教书先生。那些从他身边经过,赶来听他演讲的观众,都没有认出他。头天晚上,林奕华没有睡好,早上5点就醒了,想着演讲怎么开头。本来,林奕华的助手和我商量,开场放一段15分钟的林奕华作品集锦。但他临时推翻这个方案。他说,朋友见面,不会随身携带自己生平的光碟。他要在开场时找一位观众,问他的心愿,然后打碎他的心愿,从得到与失去、梦想与破碎进入演讲主题。但是当他走进演讲厅,看到近400位观众时,又改了主意—林奕华在香港教书就随时会改变上课的形式,这让他的助手很焦虑。这次也是。他问观众,此刻在你们眼中,我是怎样的?我和你们想象中一样吗?观众轰笑,女观众则夸他的头发漂亮。他也笑开了,顺势做起民意调查,让同意他头发漂亮的观众举手。他看似无厘头地问,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漂亮吗?轰笑后,他将话锋一转:“我不是在开玩笑,也不打算代言洗头水广告。其实,所谓的头发漂亮,有一部分是自我想象的关系。”从头发入手,林奕华以“看得见和看不见”为题演讲。接着放了《西游记》之《人人都看不见沙悟净》。林奕华本计划两天后去看话剧《爱比死更残酷》,不料那天是蜂巢剧场休息的日子,没看成。法斯宾德是他很喜欢的导演,他很想排法斯宾德的戏,还想把自己喜欢的欧洲电影都搬上舞台,其中包括《索多玛的120天》。B=《外滩画报》L= 林奕华他们不仅仅是偶像B:《十八相送》讲了18 个和爱人分手的故事,陈绮贞演唱了18首串场歌曲。她的音乐对这部舞台剧有什么影响?L:我一边酝酿这部戏,一边听陈绮贞的歌。在绮贞进组前,我每天跑步都戴着耳机,一直在听她的歌。她的歌和《十八相送》的主题很贴切。绮贞从来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写情歌,她写的歌词都是自己的感受。在我看来,她是女诗人,非常敏感,话不多。很多时候,我只能猜她的心思。在《十八相送》里,观众先猜出谜语,才能听到绮贞的歌。绮贞的歌是《十八相送》的重要线索。我其实蛮希望跟绮贞再次合作。张艾嘉也非常喜欢绮贞。但是我知道不能勉强绮贞演戏。《十八相送》的演员都很年轻,没有任何演戏经验。他们都是绮贞的歌迷,能把绮贞的歌倒背如流。后台被他们变成了歌迷会。B:你的作品用了不少明星,从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张艾嘉、《恋人絮语》的黄耀明,到《快乐王子》的吴彦祖、《十八相送》的陈绮贞,他们似乎有某种共性,你怎么概括这种共性?L:这个观察很有趣。曾经有记者问我,你用明星是不是为了迎合市场。我说如果你把我用过的所有明星串起来,就会发现,第一,他们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;第二,他们都有创造力。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偶像。B:那么郑元畅呢?在大家眼中,他就是一个当红偶像。L:其实我找明星非常小心谨慎。小综(郑元畅的昵称)很有创造力,对很多事很敏感,也很努力。你不要因为偶像剧简单,就忽略了他。如果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,一定会超级爱他。我第一次看到小综是在台湾情景喜剧《安室爱美惠》里,陶晶莹和谢祖武主演,小综演他们的一个邻居。第一印象,小综很像我的一个朋友,很高,很“怪咖”(台语中指脾气古怪的人)。我来自香港,香港也有很多情景喜剧,但是和美国情景喜剧不同,香港情景喜剧不懂怎么经营情景,来来去去只有那两三招。但是小综的演法很有他自己的一套,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那时,我就记住他了。B:我一向不喜欢明星舞台剧,但是期待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表现,他们的表现总会让我看到他们在影视剧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L:谢谢。像张艾嘉,我们谈合作谈了7 年。我第一次邀请她是2001年做《张爱玲,请留言》。那时,张姐在做《想飞》的后期,不能来。2005年,我们为张姐做了一部独角戏《人的声音》,已经开始排戏了,因为我跟另一个导演拆伙,也没有演成。三年多来,我们常常见面聊天,交换好看的光盘。我们是非常默契的“棋友”。我出招,她接得住。她出招,我也要接得住。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剧本是张姐写的,只用了5天。她跟我说,这段很难排哦,那段很不简单哦。后来我们都排出来了,只用了两个礼拜。我的很多作品排得很快。《半生缘》是一部大戏,时间跨度几十年,有很多场景、时空交错。但是我用一张长桌,用独剧的方式,很清楚地交代了时空转换,只排了三个礼拜。《十八相送》只排了一个礼拜。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B:去年你排《包法利夫人们》时说会关注城市题材,《生活与生存》是这个题材的延续?L:《生活与生存》是突然“跑”出来的一部戏。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,大家都觉得必须出人头地。这些东西被理所当然化了。香港在30年前开始跑,没有存下资本,这让它非常快地落后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香港电影非常好看。如果冷静一点回顾香港电影,那时谁拍的电影最多?是王晶。什么类型的电影最受欢迎?是《赌神》。那些电影没有深层次


B:我一向不喜欢明星舞台剧,但是期待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表现,他们的表现总会让我看到他们在影视剧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

,总要有人耕耘,如果两人都不愿意牺牲,就糟糕了。你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呢?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用喜剧手法来呈现的悲剧。我觉得只要题材对,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,观众还是会看的。娱乐也是非常政治化的B:你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?L:我一直在探讨一个主题:我们为什么不快乐?我觉得,那些不要思考为什么自己不快乐的人,他们也许真的不需要来看戏,但是那些来看戏的人,他们骨子里、心底里其实对这个问题还是有探究的欲望的。你来看我的戏,可能出去时是悲伤的,但是悲伤本身可能是有领悟的,会让你距离快乐稍微近一点。如果我们是朋友,我可以直接告诉你,我觉得人怎样才快乐,我也经过了非常不快乐、愚蠢的阶段。我从来不介意把这些东西跟别人分享,只不过我觉得戏剧要和更多的人分享,最好还是开阔些,容许观众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找答案。B:《快乐王子》也延续了寻找快乐的主题。L:我常提醒自己保持用一个小孩的眼睛去看一个大人的世界,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当大人,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是年轻人。能和我做朋友的人,比如说张艾嘉,都是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,很少会用自己的身份去做一个权威。在纯真中能找到一种皈依。我没有洁癖,但是很多时候,我看到一些东西就是为了扑上去而扑上去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写评论文章。很多时候大家觉得电影好看,我反而会关注你们为什么觉得电影好看。所以我现在写些娱乐的文章或者八卦的评论,不是在评论事件的本身,而是评论我们看它的角度。我最近写了篇文章评论李嘉欣的婚礼。我觉得,从某一个角度讲,李嘉欣是白流苏,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白公馆,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两手准备,如果她好,我们就“对啊,真好啊”,如果她不好的话,我们就落井下石。白公馆为什么会是白公馆?因为再嫁也轮不到你嫁,再幸福也轮不到你们。旁观的都是替别人高兴,从而得到满足。B:你的评论会得罪一些人吧?L:我的评论一直都得罪人。像王尔德,他也得罪很多人,把上流社会的假面具撕破了多少?所以到后来,大家都落井下石。这没办法,这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他生命的职能。其实要评论的话,每天都有很多题材。娱乐不只是休闲的,也是非常政治化的。政治化的意思,一个方面是个人政治,因为它常常会牵涉到两性之间的定位问题,另外,它好像帮社会定义了什么是成功、失败,什么是外在、内在,这些东西统统都有利益冲突。比如说艳照门,我当时说对女性非常歧视,用道德的名义去剥削女性的自由。其实在大学里,很多人在教性别研究,社会学的老师或同学都能够看出这个问题,但他们的声音不够大。我在写的时候还是蛮谨慎的,不希望大家觉得我有预设的立场。我会用比喻的方式去讲,比如我刚才讲白公馆,因为太直接,就变成是说教了,评论最好让读者意会。你在看《倾城之恋》的时候,可能对白公馆很不屑,但是可能你自己就是白公馆。
L:谢谢。像张艾嘉,我们谈合作谈了7 年。我第一次邀请她是2001年做《张爱玲,请留言》。那时,张姐在做《想飞》的后期,不能来。2005年,我们为张姐做了一部独角戏《人的声音》,已经开始排戏了,因为我跟另一个导演拆伙,也没有演成。三年多来,我们常常见面聊天,交换好看的光盘。我们是非常默契的“棋友”。我出招,她接得住。她出招,我也要接得住。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剧本是张姐写的,只用了5天。她跟我说,这段很难排哦,那段很不简单哦。后来我们都排出来了,只用了两个礼拜。我的很多作品排得很快。《半生缘》是一部大戏,时间跨度几十年,有很多场景、时空交错。但是我用一张长桌,用独剧的方式,很清楚地交代了时空转换,只排了三个礼拜。《十八相送》只排了一个礼拜。

 

 

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林奕华最近的日程表排得相当满,除了新戏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》上演,他还去了北大演讲。接受采访时他说,做戏剧最大的目的是对抗平庸,比如平庸的爱情。文 刘莉芳 整理 吴琦 韩天阳 图 高鹏12 月6日的北京很冷。林奕华穿着蓝白竖条衬衫、青色毛线开衫、背着一只军绿色帆布包,像个教书先生。那些从他身边经过,赶来听他演讲的观众,都没有认出他。头天晚上,林奕华没有睡好,早上5点就醒了,想着演讲怎么开头。本来,林奕华的助手和我商量,开场放一段15分钟的林奕华作品集锦。但他临时推翻这个方案。他说,朋友见面,不会随身携带自己生平的光碟。他要在开场时找一位观众,问他的心愿,然后打碎他的心愿,从得到与失去、梦想与破碎进入演讲主题。但是当他走进演讲厅,看到近400位观众时,又改了主意—林奕华在香港教书就随时会改变上课的形式,这让他的助手很焦虑。这次也是。他问观众,此刻在你们眼中,我是怎样的?我和你们想象中一样吗?观众轰笑,女观众则夸他的头发漂亮。他也笑开了,顺势做起民意调查,让同意他头发漂亮的观众举手。他看似无厘头地问,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漂亮吗?轰笑后,他将话锋一转:“我不是在开玩笑,也不打算代言洗头水广告。其实,所谓的头发漂亮,有一部分是自我想象的关系。”从头发入手,林奕华以“看得见和看不见”为题演讲。接着放了《西游记》之《人人都看不见沙悟净》。林奕华本计划两天后去看话剧《爱比死更残酷》,不料那天是蜂巢剧场休息的日子,没看成。法斯宾德是他很喜欢的导演,他很想排法斯宾德的戏,还想把自己喜欢的欧洲电影都搬上舞台,其中包括《索多玛的120天》。B=《外滩画报》L= 林奕华他们不仅仅是偶像B:《十八相送》讲了18 个和爱人分手的故事,陈绮贞演唱了18首串场歌曲。她的音乐对这部舞台剧有什么影响?L:我一边酝酿这部戏,一边听陈绮贞的歌。在绮贞进组前,我每天跑步都戴着耳机,一直在听她的歌。她的歌和《十八相送》的主题很贴切。绮贞从来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写情歌,她写的歌词都是自己的感受。在我看来,她是女诗人,非常敏感,话不多。很多时候,我只能猜她的心思。在《十八相送》里,观众先猜出谜语,才能听到绮贞的歌。绮贞的歌是《十八相送》的重要线索。我其实蛮希望跟绮贞再次合作。张艾嘉也非常喜欢绮贞。但是我知道不能勉强绮贞演戏。《十八相送》的演员都很年轻,没有任何演戏经验。他们都是绮贞的歌迷,能把绮贞的歌倒背如流。后台被他们变成了歌迷会。B:你的作品用了不少明星,从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张艾嘉、《恋人絮语》的黄耀明,到《快乐王子》的吴彦祖、《十八相送》的陈绮贞,他们似乎有某种共性,你怎么概括这种共性?L:这个观察很有趣。曾经有记者问我,你用明星是不是为了迎合市场。我说如果你把我用过的所有明星串起来,就会发现,第一,他们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;第二,他们都有创造力。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偶像。B:那么郑元畅呢?在大家眼中,他就是一个当红偶像。L:其实我找明星非常小心谨慎。小综(郑元畅的昵称)很有创造力,对很多事很敏感,也很努力。你不要因为偶像剧简单,就忽略了他。如果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,一定会超级爱他。我第一次看到小综是在台湾情景喜剧《安室爱美惠》里,陶晶莹和谢祖武主演,小综演他们的一个邻居。第一印象,小综很像我的一个朋友,很高,很“怪咖”(台语中指脾气古怪的人)。我来自香港,香港也有很多情景喜剧,但是和美国情景喜剧不同,香港情景喜剧不懂怎么经营情景,来来去去只有那两三招。但是小综的演法很有他自己的一套,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那时,我就记住他了。B:我一向不喜欢明星舞台剧,但是期待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表现,他们的表现总会让我看到他们在影视剧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L:谢谢。像张艾嘉,我们谈合作谈了7 年。我第一次邀请她是2001年做《张爱玲,请留言》。那时,张姐在做《想飞》的后期,不能来。2005年,我们为张姐做了一部独角戏《人的声音》,已经开始排戏了,因为我跟另一个导演拆伙,也没有演成。三年多来,我们常常见面聊天,交换好看的光盘。我们是非常默契的“棋友”。我出招,她接得住。她出招,我也要接得住。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剧本是张姐写的,只用了5天。她跟我说,这段很难排哦,那段很不简单哦。后来我们都排出来了,只用了两个礼拜。我的很多作品排得很快。《半生缘》是一部大戏,时间跨度几十年,有很多场景、时空交错。但是我用一张长桌,用独剧的方式,很清楚地交代了时空转换,只排了三个礼拜。《十八相送》只排了一个礼拜。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B:去年你排《包法利夫人们》时说会关注城市题材,《生活与生存》是这个题材的延续?L:《生活与生存》是突然“跑”出来的一部戏。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,大家都觉得必须出人头地。这些东西被理所当然化了。香港在30年前开始跑,没有存下资本,这让它非常快地落后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香港电影非常好看。如果冷静一点回顾香港电影,那时谁拍的电影最多?是王晶。什么类型的电影最受欢迎?是《赌神》。那些电影没有深层次

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

 

 

B:去年你排《包法利夫人们》时说会关注城市题材,《生活与生存》是这个题材的延续?


L:《生活与生存》是突然“跑”出来的一部戏。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,大家都觉得必须出人头地。这些东西被理所当然化了。香港在30年前开始跑,没有存下资本,这让它非常快地落后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香港电影非常好看。如果冷静一点回顾香港电影,那时谁拍的电影最多?是王晶。什么类型的电影最受欢迎?是《赌神》。那些电影没有深层次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

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林奕华最近的日程表排得相当满,除了新戏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》上演,他还去了北大演讲。接受采访时他说,做戏剧最大的目的是对抗平庸,比如平庸的爱情。文 刘莉芳 整理 吴琦 韩天阳 图 高鹏12 月6日的北京很冷。林奕华穿着蓝白竖条衬衫、青色毛线开衫、背着一只军绿色帆布包,像个教书先生。那些从他身边经过,赶来听他演讲的观众,都没有认出他。头天晚上,林奕华没有睡好,早上5点就醒了,想着演讲怎么开头。本来,林奕华的助手和我商量,开场放一段15分钟的林奕华作品集锦。但他临时推翻这个方案。他说,朋友见面,不会随身携带自己生平的光碟。他要在开场时找一位观众,问他的心愿,然后打碎他的心愿,从得到与失去、梦想与破碎进入演讲主题。但是当他走进演讲厅,看到近400位观众时,又改了主意—林奕华在香港教书就随时会改变上课的形式,这让他的助手很焦虑。这次也是。他问观众,此刻在你们眼中,我是怎样的?我和你们想象中一样吗?观众轰笑,女观众则夸他的头发漂亮。他也笑开了,顺势做起民意调查,让同意他头发漂亮的观众举手。他看似无厘头地问,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漂亮吗?轰笑后,他将话锋一转:“我不是在开玩笑,也不打算代言洗头水广告。其实,所谓的头发漂亮,有一部分是自我想象的关系。”从头发入手,林奕华以“看得见和看不见”为题演讲。接着放了《西游记》之《人人都看不见沙悟净》。林奕华本计划两天后去看话剧《爱比死更残酷》,不料那天是蜂巢剧场休息的日子,没看成。法斯宾德是他很喜欢的导演,他很想排法斯宾德的戏,还想把自己喜欢的欧洲电影都搬上舞台,其中包括《索多玛的120天》。B=《外滩画报》L= 林奕华他们不仅仅是偶像B:《十八相送》讲了18 个和爱人分手的故事,陈绮贞演唱了18首串场歌曲。她的音乐对这部舞台剧有什么影响?L:我一边酝酿这部戏,一边听陈绮贞的歌。在绮贞进组前,我每天跑步都戴着耳机,一直在听她的歌。她的歌和《十八相送》的主题很贴切。绮贞从来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写情歌,她写的歌词都是自己的感受。在我看来,她是女诗人,非常敏感,话不多。很多时候,我只能猜她的心思。在《十八相送》里,观众先猜出谜语,才能听到绮贞的歌。绮贞的歌是《十八相送》的重要线索。我其实蛮希望跟绮贞再次合作。张艾嘉也非常喜欢绮贞。但是我知道不能勉强绮贞演戏。《十八相送》的演员都很年轻,没有任何演戏经验。他们都是绮贞的歌迷,能把绮贞的歌倒背如流。后台被他们变成了歌迷会。B:你的作品用了不少明星,从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张艾嘉、《恋人絮语》的黄耀明,到《快乐王子》的吴彦祖、《十八相送》的陈绮贞,他们似乎有某种共性,你怎么概括这种共性?L:这个观察很有趣。曾经有记者问我,你用明星是不是为了迎合市场。我说如果你把我用过的所有明星串起来,就会发现,第一,他们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;第二,他们都有创造力。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偶像。B:那么郑元畅呢?在大家眼中,他就是一个当红偶像。L:其实我找明星非常小心谨慎。小综(郑元畅的昵称)很有创造力,对很多事很敏感,也很努力。你不要因为偶像剧简单,就忽略了他。如果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,一定会超级爱他。我第一次看到小综是在台湾情景喜剧《安室爱美惠》里,陶晶莹和谢祖武主演,小综演他们的一个邻居。第一印象,小综很像我的一个朋友,很高,很“怪咖”(台语中指脾气古怪的人)。我来自香港,香港也有很多情景喜剧,但是和美国情景喜剧不同,香港情景喜剧不懂怎么经营情景,来来去去只有那两三招。但是小综的演法很有他自己的一套,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那时,我就记住他了。B:我一向不喜欢明星舞台剧,但是期待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表现,他们的表现总会让我看到他们在影视剧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L:谢谢。像张艾嘉,我们谈合作谈了7 年。我第一次邀请她是2001年做《张爱玲,请留言》。那时,张姐在做《想飞》的后期,不能来。2005年,我们为张姐做了一部独角戏《人的声音》,已经开始排戏了,因为我跟另一个导演拆伙,也没有演成。三年多来,我们常常见面聊天,交换好看的光盘。我们是非常默契的“棋友”。我出招,她接得住。她出招,我也要接得住。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剧本是张姐写的,只用了5天。她跟我说,这段很难排哦,那段很不简单哦。后来我们都排出来了,只用了两个礼拜。我的很多作品排得很快。《半生缘》是一部大戏,时间跨度几十年,有很多场景、时空交错。但是我用一张长桌,用独剧的方式,很清楚地交代了时空转换,只排了三个礼拜。《十八相送》只排了一个礼拜。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B:去年你排《包法利夫人们》时说会关注城市题材,《生活与生存》是这个题材的延续?L:《生活与生存》是突然“跑”出来的一部戏。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,大家都觉得必须出人头地。这些东西被理所当然化了。香港在30年前开始跑,没有存下资本,这让它非常快地落后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香港电影非常好看。如果冷静一点回顾香港电影,那时谁拍的电影最多?是王晶。什么类型的电影最受欢迎?是《赌神》。那些电影没有深层次


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

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
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


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


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

,总要有人耕耘,如果两人都不愿意牺牲,就糟糕了。你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呢?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用喜剧手法来呈现的悲剧。我觉得只要题材对,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,观众还是会看的。娱乐也是非常政治化的B:你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?L:我一直在探讨一个主题:我们为什么不快乐?我觉得,那些不要思考为什么自己不快乐的人,他们也许真的不需要来看戏,但是那些来看戏的人,他们骨子里、心底里其实对这个问题还是有探究的欲望的。你来看我的戏,可能出去时是悲伤的,但是悲伤本身可能是有领悟的,会让你距离快乐稍微近一点。如果我们是朋友,我可以直接告诉你,我觉得人怎样才快乐,我也经过了非常不快乐、愚蠢的阶段。我从来不介意把这些东西跟别人分享,只不过我觉得戏剧要和更多的人分享,最好还是开阔些,容许观众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找答案。B:《快乐王子》也延续了寻找快乐的主题。L:我常提醒自己保持用一个小孩的眼睛去看一个大人的世界,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当大人,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是年轻人。能和我做朋友的人,比如说张艾嘉,都是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,很少会用自己的身份去做一个权威。在纯真中能找到一种皈依。我没有洁癖,但是很多时候,我看到一些东西就是为了扑上去而扑上去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写评论文章。很多时候大家觉得电影好看,我反而会关注你们为什么觉得电影好看。所以我现在写些娱乐的文章或者八卦的评论,不是在评论事件的本身,而是评论我们看它的角度。我最近写了篇文章评论李嘉欣的婚礼。我觉得,从某一个角度讲,李嘉欣是白流苏,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白公馆,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两手准备,如果她好,我们就“对啊,真好啊”,如果她不好的话,我们就落井下石。白公馆为什么会是白公馆?因为再嫁也轮不到你嫁,再幸福也轮不到你们。旁观的都是替别人高兴,从而得到满足。B:你的评论会得罪一些人吧?L:我的评论一直都得罪人。像王尔德,他也得罪很多人,把上流社会的假面具撕破了多少?所以到后来,大家都落井下石。这没办法,这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他生命的职能。其实要评论的话,每天都有很多题材。娱乐不只是休闲的,也是非常政治化的。政治化的意思,一个方面是个人政治,因为它常常会牵涉到两性之间的定位问题,另外,它好像帮社会定义了什么是成功、失败,什么是外在、内在,这些东西统统都有利益冲突。比如说艳照门,我当时说对女性非常歧视,用道德的名义去剥削女性的自由。其实在大学里,很多人在教性别研究,社会学的老师或同学都能够看出这个问题,但他们的声音不够大。我在写的时候还是蛮谨慎的,不希望大家觉得我有预设的立场。我会用比喻的方式去讲,比如我刚才讲白公馆,因为太直接,就变成是说教了,评论最好让读者意会。你在看《倾城之恋》的时候,可能对白公馆很不屑,但是可能你自己就是白公馆。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 - 外滩画报 - 外滩画报 的博客

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林奕华在北大演讲

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

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

 

 

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

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林奕华最近的日程表排得相当满,除了新戏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》上演,他还去了北大演讲。接受采访时他说,做戏剧最大的目的是对抗平庸,比如平庸的爱情。文 刘莉芳 整理 吴琦 韩天阳 图 高鹏12 月6日的北京很冷。林奕华穿着蓝白竖条衬衫、青色毛线开衫、背着一只军绿色帆布包,像个教书先生。那些从他身边经过,赶来听他演讲的观众,都没有认出他。头天晚上,林奕华没有睡好,早上5点就醒了,想着演讲怎么开头。本来,林奕华的助手和我商量,开场放一段15分钟的林奕华作品集锦。但他临时推翻这个方案。他说,朋友见面,不会随身携带自己生平的光碟。他要在开场时找一位观众,问他的心愿,然后打碎他的心愿,从得到与失去、梦想与破碎进入演讲主题。但是当他走进演讲厅,看到近400位观众时,又改了主意—林奕华在香港教书就随时会改变上课的形式,这让他的助手很焦虑。这次也是。他问观众,此刻在你们眼中,我是怎样的?我和你们想象中一样吗?观众轰笑,女观众则夸他的头发漂亮。他也笑开了,顺势做起民意调查,让同意他头发漂亮的观众举手。他看似无厘头地问,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漂亮吗?轰笑后,他将话锋一转:“我不是在开玩笑,也不打算代言洗头水广告。其实,所谓的头发漂亮,有一部分是自我想象的关系。”从头发入手,林奕华以“看得见和看不见”为题演讲。接着放了《西游记》之《人人都看不见沙悟净》。林奕华本计划两天后去看话剧《爱比死更残酷》,不料那天是蜂巢剧场休息的日子,没看成。法斯宾德是他很喜欢的导演,他很想排法斯宾德的戏,还想把自己喜欢的欧洲电影都搬上舞台,其中包括《索多玛的120天》。B=《外滩画报》L= 林奕华他们不仅仅是偶像B:《十八相送》讲了18 个和爱人分手的故事,陈绮贞演唱了18首串场歌曲。她的音乐对这部舞台剧有什么影响?L:我一边酝酿这部戏,一边听陈绮贞的歌。在绮贞进组前,我每天跑步都戴着耳机,一直在听她的歌。她的歌和《十八相送》的主题很贴切。绮贞从来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写情歌,她写的歌词都是自己的感受。在我看来,她是女诗人,非常敏感,话不多。很多时候,我只能猜她的心思。在《十八相送》里,观众先猜出谜语,才能听到绮贞的歌。绮贞的歌是《十八相送》的重要线索。我其实蛮希望跟绮贞再次合作。张艾嘉也非常喜欢绮贞。但是我知道不能勉强绮贞演戏。《十八相送》的演员都很年轻,没有任何演戏经验。他们都是绮贞的歌迷,能把绮贞的歌倒背如流。后台被他们变成了歌迷会。B:你的作品用了不少明星,从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张艾嘉、《恋人絮语》的黄耀明,到《快乐王子》的吴彦祖、《十八相送》的陈绮贞,他们似乎有某种共性,你怎么概括这种共性?L:这个观察很有趣。曾经有记者问我,你用明星是不是为了迎合市场。我说如果你把我用过的所有明星串起来,就会发现,第一,他们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;第二,他们都有创造力。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偶像。B:那么郑元畅呢?在大家眼中,他就是一个当红偶像。L:其实我找明星非常小心谨慎。小综(郑元畅的昵称)很有创造力,对很多事很敏感,也很努力。你不要因为偶像剧简单,就忽略了他。如果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,一定会超级爱他。我第一次看到小综是在台湾情景喜剧《安室爱美惠》里,陶晶莹和谢祖武主演,小综演他们的一个邻居。第一印象,小综很像我的一个朋友,很高,很“怪咖”(台语中指脾气古怪的人)。我来自香港,香港也有很多情景喜剧,但是和美国情景喜剧不同,香港情景喜剧不懂怎么经营情景,来来去去只有那两三招。但是小综的演法很有他自己的一套,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那时,我就记住他了。B:我一向不喜欢明星舞台剧,但是期待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表现,他们的表现总会让我看到他们在影视剧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L:谢谢。像张艾嘉,我们谈合作谈了7 年。我第一次邀请她是2001年做《张爱玲,请留言》。那时,张姐在做《想飞》的后期,不能来。2005年,我们为张姐做了一部独角戏《人的声音》,已经开始排戏了,因为我跟另一个导演拆伙,也没有演成。三年多来,我们常常见面聊天,交换好看的光盘。我们是非常默契的“棋友”。我出招,她接得住。她出招,我也要接得住。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剧本是张姐写的,只用了5天。她跟我说,这段很难排哦,那段很不简单哦。后来我们都排出来了,只用了两个礼拜。我的很多作品排得很快。《半生缘》是一部大戏,时间跨度几十年,有很多场景、时空交错。但是我用一张长桌,用独剧的方式,很清楚地交代了时空转换,只排了三个礼拜。《十八相送》只排了一个礼拜。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B:去年你排《包法利夫人们》时说会关注城市题材,《生活与生存》是这个题材的延续?L:《生活与生存》是突然“跑”出来的一部戏。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,大家都觉得必须出人头地。这些东西被理所当然化了。香港在30年前开始跑,没有存下资本,这让它非常快地落后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香港电影非常好看。如果冷静一点回顾香港电影,那时谁拍的电影最多?是王晶。什么类型的电影最受欢迎?是《赌神》。那些电影没有深层次


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


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


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


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


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,总要有人耕耘,如果两人都不愿意牺牲,就糟糕了。你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呢?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用喜剧手法来呈现的悲剧。我觉得只要题材对,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,观众还是会看的。

 

 

娱乐也是非常政治化的

 

 

的价值。也就是说,香港用了二三十年做了很多的罐头,这些罐头到后来,也只能是罐头。香港太小,很容易同化妥协。我很担心内地有一天也会这样,但是内地大、人口多,很多内地人不肯妥协。但是不代表将来不会,所以我做了《生活与生存》。B:《生活与生存》里有一场戏,张艾嘉在梦里,要男人为她生孩子。这是想表达什么?L:通常的戏剧、电影只看到表面的男人和女人,很少探讨两性的复杂性。《生活与生存》里的很多角色,他们的不快乐其实来自对自己的性别的斗争。让男人生孩子,是日常生活压抑的反射。女人很多时候觉得为男人生孩子是压力,有时是对爱的表现—如果爱他,就应该为他做些事情。但是有多少女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?现代女人受到很好的教育,有经济能力,却不像男人那么自由。男人其实正在慢慢享受女人的特权,他们变得被动了,不需要决定很多事情。张艾嘉在上半场基本穿男装,是POLO的新款。不过,她不是在扮男人。那是运用女人对男人的想象,让女人穿起来既像男人,又凸显女人的线条。那是一个符号,是一个欲望投射物。B:现在的演出商都在揣测观众们爱看什么,做喜剧,《生活与生存》有什么市场压力吗?L:一开始我丢出题目《生活与生存》时,所有人都怀疑我要排给谁看。这个剧名很大,不是大多数人的欲望,却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问题。简?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,书名也很大,后来不也成为经典么?要有这个胆量。我绝对不认为做戏剧的人要迎合观众。如果有人在迎合观众,那是他的个人选择,不是定律。但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是定律,说这出戏的市场价值不乐观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大家都想看喜剧,不想看悲剧。我说,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林奕华在北大演讲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B:你的作品都很长,3 小时是普遍长度,有的长达4 小时。这非常考验观众。L:据说,人的坐骨最多只能坚持两个半小时。这方面也许和我的个人口味有关。有些东西,我是比较喜欢长的。这也许跟我们那个时代看戏的经验有关。现在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和成百上千人在一个剧场里,呼吸相同的空气。这种过程是有情感的。观戏的过程很重要。我不是故意把戏拉长的。像《生活与生存》,剧本只有3.8万字,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排成3 个小时,以为两小时15 分钟左右吧。这个戏没有拖,没有任何场面在玩气氛。念一遍对白,就要3个小时。这个戏很特别,它的分量是可以撑起3个小时的。有观众说《生活与生存》是一部固定机位的舞台电影。每场的时间都很短,场景很多,转变很快。如果拿《生活与生存》和《半生缘》比较,正好反差。《半生缘》就是一个长镜头,不断地有大特写、中特写、远景、空镜头。灯光、台位一直在变,情感一直流动。所以我不觉得《半生缘》的前面三分之二长。最后半个小时,气氛比较肃杀,人生进入深秋寒冬,观众也许不忍看。有些观众把这个戏形容成“血腥大餐”,这种说法有点严重,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糖吃多了,突然有个东西不甜,他们就觉得特别辣。B:你做戏剧的最大目的是什么?L:对抗平庸。平庸是一种政治。因为平庸,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。香港是一个平庸之都,香港人最擅长平庸。为什么香港的八卦文化那么蓬勃?因为香港平庸。平庸跟八卦的关系在于,不敢过自己的生活,只敢消费别人的生活。美国也有八卦文化,但是美国人不会被八卦文化改造得一模一样,不会因为某个周刊的封面,整个美国都在谈论那个封面,日本、德国也都不可能。但香港就会。如果今天《壹周刊》登了什么封面报道,整个香港都会在谈那个。香港电视台要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很容易。那些电视剧,像《溏心风暴》,很懂得造势。《溏心风暴》的台词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些年长者的讲话模式,像是偈子。《溏心风暴》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把老一辈的语言模式拿出来,当成新的东西推销。大家都觉得很特别,很喜欢里面押韵的讲话方式,什么“有何妈在大厅,我们不用惊”之类的台词。现在整个香港都在模仿。香港人不会自己去找一些取悦自己的东西。B:那么到底是创作人在引领潮流,还是创作人在跟随潮流?L:整体来讲,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越来越不想主动,生怕有所损失;但是又不愿承认被动,怕没面子。这种心态在现在的男女关系上特别有反映,所以我排了《十八相送》。祝英台多么勇敢。现代人谈恋爱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,谈恋爱先做朋友,然后开始交往,在点滴中累积情感,最后才开始谈恋爱。但是现在的消费文化太厉害了,大家觉得我们的恋爱就应该像电影、偶像剧、小说那样。他们谈的是卡拉OK的恋爱,为了失恋而恋爱。其实是林夕在设计他们的恋爱。因为如果他们谈了一场快乐的恋爱,到卡拉OK,就没有歌可以唱。这是一个矛盾心理,既渴望恋爱带来的满足感,同时也想演悲剧角色—卡拉OK里的主角都是失恋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在大陆怎样。在香港很普遍的,男女彼此焦虑。女孩觉得很多事情应该男孩做,男孩也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女孩做。我常常觉得在香港是女孩跟女孩在谈恋爱,因为那些男孩根本是女孩,我常叫他们是妹妹。女孩反而是姐姐。所以大家都说要到北京去找男人,就是因为南方都没有了,只有北方有。我说,到内蒙古去找差不多。“80后”其实非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谈恋爱只要结果,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享受结果

B:你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?


L:我一直在探讨一个主题:我们为什么不快乐?我觉得,那些不要思考为什么自己不快乐的人,他们也许真的不需要来看戏,但是那些来看戏的人,他们骨子里、心底里其实对这个问题还是有探究的欲望的。你来看我的戏,可能出去时是悲伤的,但是悲伤本身可能是有领悟的,会让你距离快乐稍微近一点。如果我们是朋友,我可以直接告诉你,我觉得人怎样才快乐,我也经过了非常不快乐、愚蠢的阶段。我从来不介意把这些东西跟别人分享,只不过我觉得戏剧要和更多的人分享,最好还是开阔些,容许观众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找答案。


B:《快乐王子》也延续了寻找快乐的主题。


L:我常提醒自己保持用一个小孩的眼睛去看一个大人的世界,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当大人,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是年轻人。能和我做朋友的人,比如说张艾嘉,都是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,很少会用自己的身份去做一个权威。在纯真中能找到一种皈依。我没有洁癖,但是很多时候,我看到一些东西就是为了扑上去而扑上去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写评论文章。很多时候大家觉得电影好看,我反而会关注你们为什么觉得电影好看。所以我现在写些娱乐的文章或者八卦的评论,不是在评论事件的本身,而是评论我们看它的角度。我最近写了篇文章评论李嘉欣的婚礼。我觉得,从某一个角度讲,李嘉欣是白流苏,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白公馆,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两手准备,如果她好,我们就“对啊,真好啊”,如果她不好的话,我们就落井下石。白公馆为什么会是白公馆?因为再嫁也轮不到你嫁,再幸福也轮不到你们。旁观的都是替别人高兴,从而得到满足。


B:你的评论会得罪一些人吧?


L:我的评论一直都得罪人。像王尔德,他也得罪很多人,把上流社会的假面具撕破了多少?所以到后来,大家都落井下石。这没办法,这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他生命的职能。其实要评论的话,每天都有很多题材。娱乐不只是休闲的,也是非常政治化的。政治化的意思,一个方面是个人政治,因为它常常会牵涉到两性之间的定位问题,另外,它好像帮社会定义了什么是成功、失败,什么是外在、内在,这些东西统统都有利益冲突。比如说艳照门,我当时说对女性非常歧视,用道德的名义去剥削女性的自由。其实在大学里,很多人在教性别研究,社会学的老师或同学都能够看出这个问题,但他们的声音不够大。我在写的时候还是蛮谨慎的,不希望大家觉得我有预设的立场。我会用比喻的方式去讲,比如我刚才讲白公馆,因为太直接,就变成是说教了,评论最好让读者意会。你在看《倾城之恋》的时候,可能对白公馆很不屑,但是可能你自己就是白公馆。

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林奕华最近的日程表排得相当满,除了新戏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》上演,他还去了北大演讲。接受采访时他说,做戏剧最大的目的是对抗平庸,比如平庸的爱情。文 刘莉芳 整理 吴琦 韩天阳 图 高鹏12 月6日的北京很冷。林奕华穿着蓝白竖条衬衫、青色毛线开衫、背着一只军绿色帆布包,像个教书先生。那些从他身边经过,赶来听他演讲的观众,都没有认出他。头天晚上,林奕华没有睡好,早上5点就醒了,想着演讲怎么开头。本来,林奕华的助手和我商量,开场放一段15分钟的林奕华作品集锦。但他临时推翻这个方案。他说,朋友见面,不会随身携带自己生平的光碟。他要在开场时找一位观众,问他的心愿,然后打碎他的心愿,从得到与失去、梦想与破碎进入演讲主题。但是当他走进演讲厅,看到近400位观众时,又改了主意—林奕华在香港教书就随时会改变上课的形式,这让他的助手很焦虑。这次也是。他问观众,此刻在你们眼中,我是怎样的?我和你们想象中一样吗?观众轰笑,女观众则夸他的头发漂亮。他也笑开了,顺势做起民意调查,让同意他头发漂亮的观众举手。他看似无厘头地问,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漂亮吗?轰笑后,他将话锋一转:“我不是在开玩笑,也不打算代言洗头水广告。其实,所谓的头发漂亮,有一部分是自我想象的关系。”从头发入手,林奕华以“看得见和看不见”为题演讲。接着放了《西游记》之《人人都看不见沙悟净》。林奕华本计划两天后去看话剧《爱比死更残酷》,不料那天是蜂巢剧场休息的日子,没看成。法斯宾德是他很喜欢的导演,他很想排法斯宾德的戏,还想把自己喜欢的欧洲电影都搬上舞台,其中包括《索多玛的120天》。B=《外滩画报》L= 林奕华他们不仅仅是偶像B:《十八相送》讲了18 个和爱人分手的故事,陈绮贞演唱了18首串场歌曲。她的音乐对这部舞台剧有什么影响?L:我一边酝酿这部戏,一边听陈绮贞的歌。在绮贞进组前,我每天跑步都戴着耳机,一直在听她的歌。她的歌和《十八相送》的主题很贴切。绮贞从来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写情歌,她写的歌词都是自己的感受。在我看来,她是女诗人,非常敏感,话不多。很多时候,我只能猜她的心思。在《十八相送》里,观众先猜出谜语,才能听到绮贞的歌。绮贞的歌是《十八相送》的重要线索。我其实蛮希望跟绮贞再次合作。张艾嘉也非常喜欢绮贞。但是我知道不能勉强绮贞演戏。《十八相送》的演员都很年轻,没有任何演戏经验。他们都是绮贞的歌迷,能把绮贞的歌倒背如流。后台被他们变成了歌迷会。B:你的作品用了不少明星,从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张艾嘉、《恋人絮语》的黄耀明,到《快乐王子》的吴彦祖、《十八相送》的陈绮贞,他们似乎有某种共性,你怎么概括这种共性?L:这个观察很有趣。曾经有记者问我,你用明星是不是为了迎合市场。我说如果你把我用过的所有明星串起来,就会发现,第一,他们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;第二,他们都有创造力。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偶像。B:那么郑元畅呢?在大家眼中,他就是一个当红偶像。L:其实我找明星非常小心谨慎。小综(郑元畅的昵称)很有创造力,对很多事很敏感,也很努力。你不要因为偶像剧简单,就忽略了他。如果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,一定会超级爱他。我第一次看到小综是在台湾情景喜剧《安室爱美惠》里,陶晶莹和谢祖武主演,小综演他们的一个邻居。第一印象,小综很像我的一个朋友,很高,很“怪咖”(台语中指脾气古怪的人)。我来自香港,香港也有很多情景喜剧,但是和美国情景喜剧不同,香港情景喜剧不懂怎么经营情景,来来去去只有那两三招。但是小综的演法很有他自己的一套,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那时,我就记住他了。B:我一向不喜欢明星舞台剧,但是期待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表现,他们的表现总会让我看到他们在影视剧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L:谢谢。像张艾嘉,我们谈合作谈了7 年。我第一次邀请她是2001年做《张爱玲,请留言》。那时,张姐在做《想飞》的后期,不能来。2005年,我们为张姐做了一部独角戏《人的声音》,已经开始排戏了,因为我跟另一个导演拆伙,也没有演成。三年多来,我们常常见面聊天,交换好看的光盘。我们是非常默契的“棋友”。我出招,她接得住。她出招,我也要接得住。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剧本是张姐写的,只用了5天。她跟我说,这段很难排哦,那段很不简单哦。后来我们都排出来了,只用了两个礼拜。我的很多作品排得很快。《半生缘》是一部大戏,时间跨度几十年,有很多场景、时空交错。但是我用一张长桌,用独剧的方式,很清楚地交代了时空转换,只排了三个礼拜。《十八相送》只排了一个礼拜。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B:去年你排《包法利夫人们》时说会关注城市题材,《生活与生存》是这个题材的延续?L:《生活与生存》是突然“跑”出来的一部戏。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,大家都觉得必须出人头地。这些东西被理所当然化了。香港在30年前开始跑,没有存下资本,这让它非常快地落后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香港电影非常好看。如果冷静一点回顾香港电影,那时谁拍的电影最多?是王晶。什么类型的电影最受欢迎?是《赌神》。那些电影没有深层次
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林奕华最近的日程表排得相当满,除了新戏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》上演,他还去了北大演讲。接受采访时他说,做戏剧最大的目的是对抗平庸,比如平庸的爱情。文 刘莉芳 整理 吴琦 韩天阳 图 高鹏12 月6日的北京很冷。林奕华穿着蓝白竖条衬衫、青色毛线开衫、背着一只军绿色帆布包,像个教书先生。那些从他身边经过,赶来听他演讲的观众,都没有认出他。头天晚上,林奕华没有睡好,早上5点就醒了,想着演讲怎么开头。本来,林奕华的助手和我商量,开场放一段15分钟的林奕华作品集锦。但他临时推翻这个方案。他说,朋友见面,不会随身携带自己生平的光碟。他要在开场时找一位观众,问他的心愿,然后打碎他的心愿,从得到与失去、梦想与破碎进入演讲主题。但是当他走进演讲厅,看到近400位观众时,又改了主意—林奕华在香港教书就随时会改变上课的形式,这让他的助手很焦虑。这次也是。他问观众,此刻在你们眼中,我是怎样的?我和你们想象中一样吗?观众轰笑,女观众则夸他的头发漂亮。他也笑开了,顺势做起民意调查,让同意他头发漂亮的观众举手。他看似无厘头地问,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漂亮吗?轰笑后,他将话锋一转:“我不是在开玩笑,也不打算代言洗头水广告。其实,所谓的头发漂亮,有一部分是自我想象的关系。”从头发入手,林奕华以“看得见和看不见”为题演讲。接着放了《西游记》之《人人都看不见沙悟净》。林奕华本计划两天后去看话剧《爱比死更残酷》,不料那天是蜂巢剧场休息的日子,没看成。法斯宾德是他很喜欢的导演,他很想排法斯宾德的戏,还想把自己喜欢的欧洲电影都搬上舞台,其中包括《索多玛的120天》。B=《外滩画报》L= 林奕华他们不仅仅是偶像B:《十八相送》讲了18 个和爱人分手的故事,陈绮贞演唱了18首串场歌曲。她的音乐对这部舞台剧有什么影响?L:我一边酝酿这部戏,一边听陈绮贞的歌。在绮贞进组前,我每天跑步都戴着耳机,一直在听她的歌。她的歌和《十八相送》的主题很贴切。绮贞从来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写情歌,她写的歌词都是自己的感受。在我看来,她是女诗人,非常敏感,话不多。很多时候,我只能猜她的心思。在《十八相送》里,观众先猜出谜语,才能听到绮贞的歌。绮贞的歌是《十八相送》的重要线索。我其实蛮希望跟绮贞再次合作。张艾嘉也非常喜欢绮贞。但是我知道不能勉强绮贞演戏。《十八相送》的演员都很年轻,没有任何演戏经验。他们都是绮贞的歌迷,能把绮贞的歌倒背如流。后台被他们变成了歌迷会。B:你的作品用了不少明星,从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张艾嘉、《恋人絮语》的黄耀明,到《快乐王子》的吴彦祖、《十八相送》的陈绮贞,他们似乎有某种共性,你怎么概括这种共性?L:这个观察很有趣。曾经有记者问我,你用明星是不是为了迎合市场。我说如果你把我用过的所有明星串起来,就会发现,第一,他们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;第二,他们都有创造力。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偶像。B:那么郑元畅呢?在大家眼中,他就是一个当红偶像。L:其实我找明星非常小心谨慎。小综(郑元畅的昵称)很有创造力,对很多事很敏感,也很努力。你不要因为偶像剧简单,就忽略了他。如果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,一定会超级爱他。我第一次看到小综是在台湾情景喜剧《安室爱美惠》里,陶晶莹和谢祖武主演,小综演他们的一个邻居。第一印象,小综很像我的一个朋友,很高,很“怪咖”(台语中指脾气古怪的人)。我来自香港,香港也有很多情景喜剧,但是和美国情景喜剧不同,香港情景喜剧不懂怎么经营情景,来来去去只有那两三招。但是小综的演法很有他自己的一套,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那时,我就记住他了。B:我一向不喜欢明星舞台剧,但是期待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表现,他们的表现总会让我看到他们在影视剧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L:谢谢。像张艾嘉,我们谈合作谈了7 年。我第一次邀请她是2001年做《张爱玲,请留言》。那时,张姐在做《想飞》的后期,不能来。2005年,我们为张姐做了一部独角戏《人的声音》,已经开始排戏了,因为我跟另一个导演拆伙,也没有演成。三年多来,我们常常见面聊天,交换好看的光盘。我们是非常默契的“棋友”。我出招,她接得住。她出招,我也要接得住。《生活与生存》的剧本是张姐写的,只用了5天。她跟我说,这段很难排哦,那段很不简单哦。后来我们都排出来了,只用了两个礼拜。我的很多作品排得很快。《半生缘》是一部大戏,时间跨度几十年,有很多场景、时空交错。但是我用一张长桌,用独剧的方式,很清楚地交代了时空转换,只排了三个礼拜。《十八相送》只排了一个礼拜。哭、笑不都是发泄吗?B:去年你排《包法利夫人们》时说会关注城市题材,《生活与生存》是这个题材的延续?L:《生活与生存》是突然“跑”出来的一部戏。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,大家都觉得必须出人头地。这些东西被理所当然化了。香港在30年前开始跑,没有存下资本,这让它非常快地落后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香港电影非常好看。如果冷静一点回顾香港电影,那时谁拍的电影最多?是王晶。什么类型的电影最受欢迎?是《赌神》。那些电影没有深层次专访香港舞台剧导演林奕华--做戏剧,就是要对抗平庸 - 外滩画报 - 外滩画报 的博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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