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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摇滚歌手谢天笑  

2008-06-27 14:05:58|  分类: 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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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的。他说崔健就是穿着一身黄军装,系着个草绳,唱得特别沙哑的那个。我说那应该挺牛的一个人啊。然后他就唱崔健的歌给我听,《一块红布》啊,这些歌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听,但实际上后来我真的听了崔健的专辑,觉得反而没有当时王磊唱的好听,起码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听。  B:1991年你跑到北京时,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怎样的音乐吗?  X: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要做雷鬼,想玩雷鬼音乐。我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,我只是因为喜欢鲍勃·马利(BobMarley)。别的雷鬼乐队我都不喜欢,我太喜欢鲍勃·马利了,所以我就总希望能像他那样唱歌。可是到1997年那会儿,我觉得雷鬼音乐不再能表达我的想法。我当时对世界很愤怒,恨不得扔个原子弹,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了。在摇滚中加入中国元素  B:你去纽约待过一年半,回来后,你的音乐中就加入了古筝。是国外的经历影响了你吗?  X:是的。我在美国看了很多演出,也参加过很多演出,或者一个人去地铁唱歌。我们在美国演出时,很多人会以为是个日本乐队,一般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摇滚乐,他们想看看中国的乐队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玩的跟他们差不多,在那之前我觉得不用强调自己的中国特点,不用一定要用中国的民乐,但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强调这个。  B:古筝对中国人来讲,并不稀罕。  X:我写的新歌里面有《无》、《风是外衣》,都是从中国的思想里面来的。中国讲究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和摇滚乐结合的话,肯定会出来一种新的东西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已经想成熟了很多事情,已经确定好我该怎么做。  B:会不会再回归做雷鬼乐?  X:会,我现在已经在新专辑里尝试做了。但一些过去喜欢我的歌迷就以为我是被改变了,以为我是妥协了,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的强项。摇滚乐忘了自己要做什么  B:你以前说过,摇滚和大众是有距离的。可是摇滚乐是诞生自底层的东西。  X:摇滚乐实际上应该是这样,表现底层弱势群体,是为他们说话的一种工具,而实际上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摇滚乐和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距离太远。比如说,刚才我们说价格的问题,我觉得一般的民工或者农民能看演出那是最好的,但他们不可能花100块钱来看这个演出,打车来,还有买酒,然后再买门票。这只是一个方面,音乐上也有。摇滚乐在
欢的。他说崔健就是穿着一身黄军装,系着个草绳,唱得特别沙哑的那个。我说那应该挺牛的一个人啊。然后他就唱崔健的歌给我听,《一块红布》啊,这些歌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听,但实际上后来我真的听了崔健的专辑,觉得反而没有当时王磊唱的好听,起码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听。  B:1991年你跑到北京时,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怎样的音乐吗?  X: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要做雷鬼,想玩雷鬼音乐。我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,我只是因为喜欢鲍勃·马利(BobMarley)。别的雷鬼乐队我都不喜欢,我太喜欢鲍勃·马利了,所以我就总希望能像他那样唱歌。可是到1997年那会儿,我觉得雷鬼音乐不再能表达我的想法。我当时对世界很愤怒,恨不得扔个原子弹,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了。在摇滚中加入中国元素  B:你去纽约待过一年半,回来后,你的音乐中就加入了古筝。是国外的经历影响了你吗?  X:是的。我在美国看了很多演出,也参加过很多演出,或者一个人去地铁唱歌。我们在美国演出时,很多人会以为是个日本乐队,一般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摇滚乐,他们想看看中国的乐队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玩的跟他们差不多,在那之前我觉得不用强调自己的中国特点,不用一定要用中国的民乐,但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强调这个。  B:古筝对中国人来讲,并不稀罕。  X:我写的新歌里面有《无》、《风是外衣》,都是从中国的思想里面来的。中国讲究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和摇滚乐结合的话,肯定会出来一种新的东西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已经想成熟了很多事情,已经确定好我该怎么做。  B:会不会再回归做雷鬼乐?  X:会,我现在已经在新专辑里尝试做了。但一些过去喜欢我的歌迷就以为我是被改变了,以为我是妥协了,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的强项。摇滚乐忘了自己要做什么  B:你以前说过,摇滚和大众是有距离的。可是摇滚乐是诞生自底层的东西。  X:摇滚乐实际上应该是这样,表现底层弱势群体,是为他们说话的一种工具,而实际上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摇滚乐和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距离太远。比如说,刚才我们说价格的问题,我觉得一般的民工或者农民能看演出那是最好的,但他们不可能花100块钱来看这个演出,打车来,还有买酒,然后再买门票。这只是一个方面,音乐上也有。摇滚乐在专访摇滚歌手谢天笑 - 外滩画报 - 外滩画报 的博客
欢的。他说崔健就是穿着一身黄军装,系着个草绳,唱得特别沙哑的那个。我说那应该挺牛的一个人啊。然后他就唱崔健的歌给我听,《一块红布》啊,这些歌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听,但实际上后来我真的听了崔健的专辑,觉得反而没有当时王磊唱的好听,起码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听。  B:1991年你跑到北京时,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怎样的音乐吗?  X: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要做雷鬼,想玩雷鬼音乐。我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,我只是因为喜欢鲍勃·马利(BobMarley)。别的雷鬼乐队我都不喜欢,我太喜欢鲍勃·马利了,所以我就总希望能像他那样唱歌。可是到1997年那会儿,我觉得雷鬼音乐不再能表达我的想法。我当时对世界很愤怒,恨不得扔个原子弹,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了。在摇滚中加入中国元素  B:你去纽约待过一年半,回来后,你的音乐中就加入了古筝。是国外的经历影响了你吗?  X:是的。我在美国看了很多演出,也参加过很多演出,或者一个人去地铁唱歌。我们在美国演出时,很多人会以为是个日本乐队,一般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摇滚乐,他们想看看中国的乐队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玩的跟他们差不多,在那之前我觉得不用强调自己的中国特点,不用一定要用中国的民乐,但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强调这个。  B:古筝对中国人来讲,并不稀罕。  X:我写的新歌里面有《无》、《风是外衣》,都是从中国的思想里面来的。中国讲究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和摇滚乐结合的话,肯定会出来一种新的东西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已经想成熟了很多事情,已经确定好我该怎么做。  B:会不会再回归做雷鬼乐?  X:会,我现在已经在新专辑里尝试做了。但一些过去喜欢我的歌迷就以为我是被改变了,以为我是妥协了,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的强项。摇滚乐忘了自己要做什么  B:你以前说过,摇滚和大众是有距离的。可是摇滚乐是诞生自底层的东西。  X:摇滚乐实际上应该是这样,表现底层弱势群体,是为他们说话的一种工具,而实际上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摇滚乐和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距离太远。比如说,刚才我们说价格的问题,我觉得一般的民工或者农民能看演出那是最好的,但他们不可能花100块钱来看这个演出,打车来,还有买酒,然后再买门票。这只是一个方面,音乐上也有。摇滚乐在专访摇滚歌手谢天笑
 
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把自己看得太高了,太另类,总是觉得反对这个反对那个,盲目地反对一切,反对商业,反对社会,还有反对流行音乐。摇滚乐队更重要的一个问题,就是总觉得西方什么东西都好,应该效仿西方,但完全不是这样。西方的乐队反对商业,它有它的社会背景。在中国,你不应该去盲目地反对你应该得到的东西,应该得到的一种支持。还有一个,摇滚乐手的生活和一般人的生活脱离得太远,几乎没有关系,这样你写的歌怎么可能和别人的生活有关系?  B:中国摇滚圈里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?  X:摇滚圈总是忘了做音乐是怎么回事,忘了最早喜欢音乐就是因为好听,就是因为它舒服,忘了这些东西,到最后完全为了技术、音乐风格,甚至是地位。某些摇滚乐队或者歌手天天就为了这些地位来争夺,谁演出得怎么样,谁第几个谁压轴什么的,在圈里很多这种无聊的摇滚歌手或者乐队,我都不用提是谁。  B:对你来说,谁可以奉为音乐上的“精神偶像”?  X:“穷街”乐队(SkidRow),但现在不是了。当时我觉得他们非常好看,就是那种长头发,典型的那种那个年龄会喜欢的形象。皮夹克,拿着酒瓶叼着烟,特别反叛,特别酷,而且我喜欢他唱歌的声音。我也喜欢“枪炮玫瑰”乐队(Guns’nRoses)的样子,但他们唱歌的声音我不太喜欢,我最喜欢的还是鲍勃·马利。
 查看原文:www.bundpic.com
 

摇滚乐离真正需要它的人太远

专访摇滚歌手谢天笑查看原文:www.bundpic.com摇滚乐离真正需要它的人太远谢天笑在上海的演出,票卖到120元一张。被誉为“中国摇滚新教父”的他并不为此沾沾自喜。一方面,他觉得这个票价把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挡在了门外,另一方面,他也觉得摇滚乐无需拒绝自己应得的东西,包括商业效应。文刘牧洋 粟小殷(实习)  6月6日晚上7点,离演出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,杨浦区昆明路的现场酒吧门外已聚集了不少人。空气中还残留着些暑气,附近的居民拉着凳子坐在路边纳凉,好奇地看着热闹。酒吧门前找不到一张相关的海报,所有人就这么来了,一声不吭地掏钱买票。门口左侧有个小摊,上面摆着乐评人祁又一的新书《失踪女》,他把自己的新书发布和“哥们”谢天笑的演出放在一起,希望能带来更多的人气。  这是谢天笑新专辑《只有一个愿望》的上海演出专场,票价被定在120元一张。对于摇滚演出来说,这是个高票价。演出前,坐在饭店里休息的谢天笑并不为自己的“价值”沾沾自喜,“我自己不喜欢卖那么贵的票,我希望越便宜越好,谁都能来,喜欢摇滚乐的都能看”。  和鲍家街43号乐队的贝司手王磊从小一起长大的谢天笑,跟“发小”一起走上了摇滚之路,他说自己没有玩摇滚之前就已经是个特别摇滚的人,“很反叛,喜欢奇装异服,不好好学习,老师老是打我,我就想砸老师玻璃,然后学抽烟学喝酒,给女孩写情书……”  1991年,被父母逼着学画画和京剧的谢天笑离开了山东淄博的家,成了一个“北漂”。从“谢天笑”到“冷血动物”乐队再回到“谢天笑”,他用10多年时间确定了自己的音乐风格。如今,头发长长、身形削瘦的他,有了一个头衔:“中国摇滚新教父”。B=外滩画报X=谢天笑从雷鬼到摇滚  B:你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第一次接触摇滚乐的?  X:我15岁的时候开始玩吉他,然后就跟着一个人学吉他,他就是后来“鲍家街43号”乐队的贝司手王磊。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那时他会弹吉他我不会,有个朋友借给我一把吉他,王磊就弹些BEYOND乐队的歌给我听。他对我说,你知道崔健吗?我说崔健是谁?我以为是我们的一个邻居,因为那时我们老是出去瞎混。王磊说,崔健你都不知道?一个唱摇滚的。我一听摇滚,这个词好像挺酷的,挺喜


   谢天笑在上海的演出,票卖到120元一张。被誉为“中国摇滚新教父”的他并不为此沾沾自喜。一方面,他觉得这个票价把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挡在了门外,另一方面,他也觉得摇滚乐无需拒绝自己应得的东西,包括商业效应。


文/刘牧洋 粟小殷(实习)


  6月6日晚上7点,离演出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,杨浦区昆明路的现场酒吧门外已聚集了不少人。空气中还残留着些暑气,附近的居民拉着凳子坐在路边纳凉,好奇地看着热闹。酒吧门前找不到一张相关的海报,所有人就这么来了,一声不吭地掏钱买票。门口左侧有个小摊,上面摆着乐评人祁又一的新书《失踪女》,他把自己的新书发布和“哥们”谢天笑的演出放在一起,希望能带来更多的人气。

 

  这是谢天笑新专辑《只有一个愿望》的上海演出专场,票价被定在120元一张。对于摇滚演出来说,这是个高票价。演出前,坐在饭店里休息的谢天笑并不为自己的“价值”沾沾自喜,“我自己不喜欢卖那么贵的票,我希望越便宜越好,谁都能来,喜欢摇滚乐的都能看”。

 

  和鲍家街43号乐队的贝司手王磊从小一起长大的谢天笑,跟“发小”一起走上了摇滚之路,他说自己没有玩摇滚之前就已经是个特别摇滚的人,“很反叛,喜欢奇装异服,不好好学习,老师老是打我,我就想砸老师玻璃,然后学抽烟学喝酒,给女孩写情书……”

 

  1991年,被父母逼着学画画和京剧的谢天笑离开了山东淄博的家,成了一个“北漂”。从“谢天笑”到“冷血动物”乐队再回到“谢天笑”,他用10多年时间确定了自己的音乐风格。如今,头发长长、身形削瘦的他,有了一个头衔:“中国摇滚新教父”。


B=外滩画报
X=谢天笑


从雷鬼到摇滚

欢的。他说崔健就是穿着一身黄军装,系着个草绳,唱得特别沙哑的那个。我说那应该挺牛的一个人啊。然后他就唱崔健的歌给我听,《一块红布》啊,这些歌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听,但实际上后来我真的听了崔健的专辑,觉得反而没有当时王磊唱的好听,起码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听。  B:1991年你跑到北京时,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怎样的音乐吗?  X: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要做雷鬼,想玩雷鬼音乐。我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,我只是因为喜欢鲍勃·马利(BobMarley)。别的雷鬼乐队我都不喜欢,我太喜欢鲍勃·马利了,所以我就总希望能像他那样唱歌。可是到1997年那会儿,我觉得雷鬼音乐不再能表达我的想法。我当时对世界很愤怒,恨不得扔个原子弹,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了。在摇滚中加入中国元素  B:你去纽约待过一年半,回来后,你的音乐中就加入了古筝。是国外的经历影响了你吗?  X:是的。我在美国看了很多演出,也参加过很多演出,或者一个人去地铁唱歌。我们在美国演出时,很多人会以为是个日本乐队,一般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摇滚乐,他们想看看中国的乐队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玩的跟他们差不多,在那之前我觉得不用强调自己的中国特点,不用一定要用中国的民乐,但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强调这个。  B:古筝对中国人来讲,并不稀罕。  X:我写的新歌里面有《无》、《风是外衣》,都是从中国的思想里面来的。中国讲究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和摇滚乐结合的话,肯定会出来一种新的东西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已经想成熟了很多事情,已经确定好我该怎么做。  B:会不会再回归做雷鬼乐?  X:会,我现在已经在新专辑里尝试做了。但一些过去喜欢我的歌迷就以为我是被改变了,以为我是妥协了,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的强项。摇滚乐忘了自己要做什么  B:你以前说过,摇滚和大众是有距离的。可是摇滚乐是诞生自底层的东西。  X:摇滚乐实际上应该是这样,表现底层弱势群体,是为他们说话的一种工具,而实际上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摇滚乐和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距离太远。比如说,刚才我们说价格的问题,我觉得一般的民工或者农民能看演出那是最好的,但他们不可能花100块钱来看这个演出,打车来,还有买酒,然后再买门票。这只是一个方面,音乐上也有。摇滚乐在


  B:你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第一次接触摇滚乐的?

 

专访摇滚歌手谢天笑查看原文:www.bundpic.com摇滚乐离真正需要它的人太远谢天笑在上海的演出,票卖到120元一张。被誉为“中国摇滚新教父”的他并不为此沾沾自喜。一方面,他觉得这个票价把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挡在了门外,另一方面,他也觉得摇滚乐无需拒绝自己应得的东西,包括商业效应。文刘牧洋 粟小殷(实习)  6月6日晚上7点,离演出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,杨浦区昆明路的现场酒吧门外已聚集了不少人。空气中还残留着些暑气,附近的居民拉着凳子坐在路边纳凉,好奇地看着热闹。酒吧门前找不到一张相关的海报,所有人就这么来了,一声不吭地掏钱买票。门口左侧有个小摊,上面摆着乐评人祁又一的新书《失踪女》,他把自己的新书发布和“哥们”谢天笑的演出放在一起,希望能带来更多的人气。  这是谢天笑新专辑《只有一个愿望》的上海演出专场,票价被定在120元一张。对于摇滚演出来说,这是个高票价。演出前,坐在饭店里休息的谢天笑并不为自己的“价值”沾沾自喜,“我自己不喜欢卖那么贵的票,我希望越便宜越好,谁都能来,喜欢摇滚乐的都能看”。  和鲍家街43号乐队的贝司手王磊从小一起长大的谢天笑,跟“发小”一起走上了摇滚之路,他说自己没有玩摇滚之前就已经是个特别摇滚的人,“很反叛,喜欢奇装异服,不好好学习,老师老是打我,我就想砸老师玻璃,然后学抽烟学喝酒,给女孩写情书……”  1991年,被父母逼着学画画和京剧的谢天笑离开了山东淄博的家,成了一个“北漂”。从“谢天笑”到“冷血动物”乐队再回到“谢天笑”,他用10多年时间确定了自己的音乐风格。如今,头发长长、身形削瘦的他,有了一个头衔:“中国摇滚新教父”。B=外滩画报X=谢天笑从雷鬼到摇滚  B:你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第一次接触摇滚乐的?  X:我15岁的时候开始玩吉他,然后就跟着一个人学吉他,他就是后来“鲍家街43号”乐队的贝司手王磊。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那时他会弹吉他我不会,有个朋友借给我一把吉他,王磊就弹些BEYOND乐队的歌给我听。他对我说,你知道崔健吗?我说崔健是谁?我以为是我们的一个邻居,因为那时我们老是出去瞎混。王磊说,崔健你都不知道?一个唱摇滚的。我一听摇滚,这个词好像挺酷的,挺喜

  X:我15岁的时候开始玩吉他,然后就跟着一个人学吉他,他就是后来“鲍家街43号”乐队的贝司手王磊。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那时他会弹吉他我不会,有个朋友借给我一把吉他,王磊就弹些BEYOND乐队的歌给我听。他对我说,你知道崔健吗?我说崔健是谁?我以为是我们的一个邻居,因为那时我们老是出去瞎混。王磊说,崔健你都不知道?一个唱摇滚的。我一听摇滚,这个词好像挺酷的,挺喜欢的。他说崔健就是穿着一身黄军装,系着个草绳,唱得特别沙哑的那个。我说那应该挺牛的一个人啊。然后他就唱崔健的歌给我听,《一块红布》啊,这些歌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听,但实际上后来我真的听了崔健的专辑,觉得反而没有当时王磊唱的好听,起码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听。

 

  B:1991年你跑到北京时,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怎样的音乐吗?

欢的。他说崔健就是穿着一身黄军装,系着个草绳,唱得特别沙哑的那个。我说那应该挺牛的一个人啊。然后他就唱崔健的歌给我听,《一块红布》啊,这些歌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听,但实际上后来我真的听了崔健的专辑,觉得反而没有当时王磊唱的好听,起码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听。  B:1991年你跑到北京时,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怎样的音乐吗?  X: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要做雷鬼,想玩雷鬼音乐。我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,我只是因为喜欢鲍勃·马利(BobMarley)。别的雷鬼乐队我都不喜欢,我太喜欢鲍勃·马利了,所以我就总希望能像他那样唱歌。可是到1997年那会儿,我觉得雷鬼音乐不再能表达我的想法。我当时对世界很愤怒,恨不得扔个原子弹,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了。在摇滚中加入中国元素  B:你去纽约待过一年半,回来后,你的音乐中就加入了古筝。是国外的经历影响了你吗?  X:是的。我在美国看了很多演出,也参加过很多演出,或者一个人去地铁唱歌。我们在美国演出时,很多人会以为是个日本乐队,一般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摇滚乐,他们想看看中国的乐队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玩的跟他们差不多,在那之前我觉得不用强调自己的中国特点,不用一定要用中国的民乐,但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强调这个。  B:古筝对中国人来讲,并不稀罕。  X:我写的新歌里面有《无》、《风是外衣》,都是从中国的思想里面来的。中国讲究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和摇滚乐结合的话,肯定会出来一种新的东西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已经想成熟了很多事情,已经确定好我该怎么做。  B:会不会再回归做雷鬼乐?  X:会,我现在已经在新专辑里尝试做了。但一些过去喜欢我的歌迷就以为我是被改变了,以为我是妥协了,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的强项。摇滚乐忘了自己要做什么  B:你以前说过,摇滚和大众是有距离的。可是摇滚乐是诞生自底层的东西。  X:摇滚乐实际上应该是这样,表现底层弱势群体,是为他们说话的一种工具,而实际上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摇滚乐和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距离太远。比如说,刚才我们说价格的问题,我觉得一般的民工或者农民能看演出那是最好的,但他们不可能花100块钱来看这个演出,打车来,还有买酒,然后再买门票。这只是一个方面,音乐上也有。摇滚乐在

 

  X: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要做雷鬼,想玩雷鬼音乐。我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,我只是因为喜欢鲍勃·马利(BobMarley)。别的雷鬼乐队我都不喜欢,我太喜欢鲍勃·马利了,所以我就总希望能像他那样唱歌。可是到1997年那会儿,我觉得雷鬼音乐不再能表达我的想法。我当时对世界很愤怒,恨不得扔个原子弹,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了。


在摇滚中加入中国元素


  B:你去纽约待过一年半,回来后,你的音乐中就加入了古筝。是国外的经历影响了你吗?

 

  X:是的。我在美国看了很多演出,也参加过很多演出,或者一个人去地铁唱歌。我们在美国演出时,很多人会以为是个日本乐队,一般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摇滚乐,他们想看看中国的乐队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玩的跟他们差不多,在那之前我觉得不用强调自己的中国特点,不用一定要用中国的民乐,但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强调这个。

 

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把自己看得太高了,太另类,总是觉得反对这个反对那个,盲目地反对一切,反对商业,反对社会,还有反对流行音乐。摇滚乐队更重要的一个问题,就是总觉得西方什么东西都好,应该效仿西方,但完全不是这样。西方的乐队反对商业,它有它的社会背景。在中国,你不应该去盲目地反对你应该得到的东西,应该得到的一种支持。还有一个,摇滚乐手的生活和一般人的生活脱离得太远,几乎没有关系,这样你写的歌怎么可能和别人的生活有关系?  B:中国摇滚圈里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?  X:摇滚圈总是忘了做音乐是怎么回事,忘了最早喜欢音乐就是因为好听,就是因为它舒服,忘了这些东西,到最后完全为了技术、音乐风格,甚至是地位。某些摇滚乐队或者歌手天天就为了这些地位来争夺,谁演出得怎么样,谁第几个谁压轴什么的,在圈里很多这种无聊的摇滚歌手或者乐队,我都不用提是谁。  B:对你来说,谁可以奉为音乐上的“精神偶像”?  X:“穷街”乐队(SkidRow),但现在不是了。当时我觉得他们非常好看,就是那种长头发,典型的那种那个年龄会喜欢的形象。皮夹克,拿着酒瓶叼着烟,特别反叛,特别酷,而且我喜欢他唱歌的声音。我也喜欢“枪炮玫瑰”乐队(Guns’nRoses)的样子,但他们唱歌的声音我不太喜欢,我最喜欢的还是鲍勃·马利。

  B:古筝对中国人来讲,并不稀罕。

 

  X:我写的新歌里面有《无》、《风是外衣》,都是从中国的思想里面来的。中国讲究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和摇滚乐结合的话,肯定会出来一种新的东西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已经想成熟了很多事情,已经确定好我该怎么做。

欢的。他说崔健就是穿着一身黄军装,系着个草绳,唱得特别沙哑的那个。我说那应该挺牛的一个人啊。然后他就唱崔健的歌给我听,《一块红布》啊,这些歌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听,但实际上后来我真的听了崔健的专辑,觉得反而没有当时王磊唱的好听,起码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听。  B:1991年你跑到北京时,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怎样的音乐吗?  X: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要做雷鬼,想玩雷鬼音乐。我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,我只是因为喜欢鲍勃·马利(BobMarley)。别的雷鬼乐队我都不喜欢,我太喜欢鲍勃·马利了,所以我就总希望能像他那样唱歌。可是到1997年那会儿,我觉得雷鬼音乐不再能表达我的想法。我当时对世界很愤怒,恨不得扔个原子弹,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了。在摇滚中加入中国元素  B:你去纽约待过一年半,回来后,你的音乐中就加入了古筝。是国外的经历影响了你吗?  X:是的。我在美国看了很多演出,也参加过很多演出,或者一个人去地铁唱歌。我们在美国演出时,很多人会以为是个日本乐队,一般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摇滚乐,他们想看看中国的乐队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玩的跟他们差不多,在那之前我觉得不用强调自己的中国特点,不用一定要用中国的民乐,但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强调这个。  B:古筝对中国人来讲,并不稀罕。  X:我写的新歌里面有《无》、《风是外衣》,都是从中国的思想里面来的。中国讲究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和摇滚乐结合的话,肯定会出来一种新的东西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已经想成熟了很多事情,已经确定好我该怎么做。  B:会不会再回归做雷鬼乐?  X:会,我现在已经在新专辑里尝试做了。但一些过去喜欢我的歌迷就以为我是被改变了,以为我是妥协了,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的强项。摇滚乐忘了自己要做什么  B:你以前说过,摇滚和大众是有距离的。可是摇滚乐是诞生自底层的东西。  X:摇滚乐实际上应该是这样,表现底层弱势群体,是为他们说话的一种工具,而实际上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摇滚乐和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距离太远。比如说,刚才我们说价格的问题,我觉得一般的民工或者农民能看演出那是最好的,但他们不可能花100块钱来看这个演出,打车来,还有买酒,然后再买门票。这只是一个方面,音乐上也有。摇滚乐在

 

  B:会不会再回归做雷鬼乐?

 

欢的。他说崔健就是穿着一身黄军装,系着个草绳,唱得特别沙哑的那个。我说那应该挺牛的一个人啊。然后他就唱崔健的歌给我听,《一块红布》啊,这些歌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听,但实际上后来我真的听了崔健的专辑,觉得反而没有当时王磊唱的好听,起码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听。  B:1991年你跑到北京时,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怎样的音乐吗?  X: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要做雷鬼,想玩雷鬼音乐。我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,我只是因为喜欢鲍勃·马利(BobMarley)。别的雷鬼乐队我都不喜欢,我太喜欢鲍勃·马利了,所以我就总希望能像他那样唱歌。可是到1997年那会儿,我觉得雷鬼音乐不再能表达我的想法。我当时对世界很愤怒,恨不得扔个原子弹,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了。在摇滚中加入中国元素  B:你去纽约待过一年半,回来后,你的音乐中就加入了古筝。是国外的经历影响了你吗?  X:是的。我在美国看了很多演出,也参加过很多演出,或者一个人去地铁唱歌。我们在美国演出时,很多人会以为是个日本乐队,一般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摇滚乐,他们想看看中国的乐队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玩的跟他们差不多,在那之前我觉得不用强调自己的中国特点,不用一定要用中国的民乐,但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强调这个。  B:古筝对中国人来讲,并不稀罕。  X:我写的新歌里面有《无》、《风是外衣》,都是从中国的思想里面来的。中国讲究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和摇滚乐结合的话,肯定会出来一种新的东西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已经想成熟了很多事情,已经确定好我该怎么做。  B:会不会再回归做雷鬼乐?  X:会,我现在已经在新专辑里尝试做了。但一些过去喜欢我的歌迷就以为我是被改变了,以为我是妥协了,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的强项。摇滚乐忘了自己要做什么  B:你以前说过,摇滚和大众是有距离的。可是摇滚乐是诞生自底层的东西。  X:摇滚乐实际上应该是这样,表现底层弱势群体,是为他们说话的一种工具,而实际上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摇滚乐和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距离太远。比如说,刚才我们说价格的问题,我觉得一般的民工或者农民能看演出那是最好的,但他们不可能花100块钱来看这个演出,打车来,还有买酒,然后再买门票。这只是一个方面,音乐上也有。摇滚乐在

  X:会,我现在已经在新专辑里尝试做了。但一些过去喜欢我的歌迷就以为我是被改变了,以为我是妥协了,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的强项。


摇滚乐忘了自己要做什么


  B:你以前说过,摇滚和大众是有距离的。可是摇滚乐是诞生自底层的东西。

 

欢的。他说崔健就是穿着一身黄军装,系着个草绳,唱得特别沙哑的那个。我说那应该挺牛的一个人啊。然后他就唱崔健的歌给我听,《一块红布》啊,这些歌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听,但实际上后来我真的听了崔健的专辑,觉得反而没有当时王磊唱的好听,起码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听。  B:1991年你跑到北京时,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怎样的音乐吗?  X: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要做雷鬼,想玩雷鬼音乐。我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,我只是因为喜欢鲍勃·马利(BobMarley)。别的雷鬼乐队我都不喜欢,我太喜欢鲍勃·马利了,所以我就总希望能像他那样唱歌。可是到1997年那会儿,我觉得雷鬼音乐不再能表达我的想法。我当时对世界很愤怒,恨不得扔个原子弹,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了。在摇滚中加入中国元素  B:你去纽约待过一年半,回来后,你的音乐中就加入了古筝。是国外的经历影响了你吗?  X:是的。我在美国看了很多演出,也参加过很多演出,或者一个人去地铁唱歌。我们在美国演出时,很多人会以为是个日本乐队,一般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摇滚乐,他们想看看中国的乐队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玩的跟他们差不多,在那之前我觉得不用强调自己的中国特点,不用一定要用中国的民乐,但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强调这个。  B:古筝对中国人来讲,并不稀罕。  X:我写的新歌里面有《无》、《风是外衣》,都是从中国的思想里面来的。中国讲究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和摇滚乐结合的话,肯定会出来一种新的东西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已经想成熟了很多事情,已经确定好我该怎么做。  B:会不会再回归做雷鬼乐?  X:会,我现在已经在新专辑里尝试做了。但一些过去喜欢我的歌迷就以为我是被改变了,以为我是妥协了,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的强项。摇滚乐忘了自己要做什么  B:你以前说过,摇滚和大众是有距离的。可是摇滚乐是诞生自底层的东西。  X:摇滚乐实际上应该是这样,表现底层弱势群体,是为他们说话的一种工具,而实际上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摇滚乐和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距离太远。比如说,刚才我们说价格的问题,我觉得一般的民工或者农民能看演出那是最好的,但他们不可能花100块钱来看这个演出,打车来,还有买酒,然后再买门票。这只是一个方面,音乐上也有。摇滚乐在

  X:摇滚乐实际上应该是这样,表现底层弱势群体,是为他们说话的一种工具,而实际上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摇滚乐和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距离太远。比如说,刚才我们说价格的问题,我觉得一般的民工或者农民能看演出那是最好的,但他们不可能花100块钱来看这个演出,打车来,还有买酒,然后再买门票。这只是一个方面,音乐上也有。摇滚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把自己看得太高了,太另类,总是觉得反对这个反对那个,盲目地反对一切,反对商业,反对社会,还有反对流行音乐。摇滚乐队更重要的一个问题,就是总觉得西方什么东西都好,应该效仿西方,但完全不是这样。西方的乐队反对商业,它有它的社会背景。在中国,你不应该去盲目地反对你应该得到的东西,应该得到的一种支持。还有一个,摇滚乐手的生活和一般人的生活脱离得太远,几乎没有关系,这样你写的歌怎么可能和别人的生活有关系?

 

  B:中国摇滚圈里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?

专访摇滚歌手谢天笑查看原文:www.bundpic.com摇滚乐离真正需要它的人太远谢天笑在上海的演出,票卖到120元一张。被誉为“中国摇滚新教父”的他并不为此沾沾自喜。一方面,他觉得这个票价把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挡在了门外,另一方面,他也觉得摇滚乐无需拒绝自己应得的东西,包括商业效应。文刘牧洋 粟小殷(实习)  6月6日晚上7点,离演出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,杨浦区昆明路的现场酒吧门外已聚集了不少人。空气中还残留着些暑气,附近的居民拉着凳子坐在路边纳凉,好奇地看着热闹。酒吧门前找不到一张相关的海报,所有人就这么来了,一声不吭地掏钱买票。门口左侧有个小摊,上面摆着乐评人祁又一的新书《失踪女》,他把自己的新书发布和“哥们”谢天笑的演出放在一起,希望能带来更多的人气。  这是谢天笑新专辑《只有一个愿望》的上海演出专场,票价被定在120元一张。对于摇滚演出来说,这是个高票价。演出前,坐在饭店里休息的谢天笑并不为自己的“价值”沾沾自喜,“我自己不喜欢卖那么贵的票,我希望越便宜越好,谁都能来,喜欢摇滚乐的都能看”。  和鲍家街43号乐队的贝司手王磊从小一起长大的谢天笑,跟“发小”一起走上了摇滚之路,他说自己没有玩摇滚之前就已经是个特别摇滚的人,“很反叛,喜欢奇装异服,不好好学习,老师老是打我,我就想砸老师玻璃,然后学抽烟学喝酒,给女孩写情书……”  1991年,被父母逼着学画画和京剧的谢天笑离开了山东淄博的家,成了一个“北漂”。从“谢天笑”到“冷血动物”乐队再回到“谢天笑”,他用10多年时间确定了自己的音乐风格。如今,头发长长、身形削瘦的他,有了一个头衔:“中国摇滚新教父”。B=外滩画报X=谢天笑从雷鬼到摇滚  B:你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第一次接触摇滚乐的?  X:我15岁的时候开始玩吉他,然后就跟着一个人学吉他,他就是后来“鲍家街43号”乐队的贝司手王磊。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那时他会弹吉他我不会,有个朋友借给我一把吉他,王磊就弹些BEYOND乐队的歌给我听。他对我说,你知道崔健吗?我说崔健是谁?我以为是我们的一个邻居,因为那时我们老是出去瞎混。王磊说,崔健你都不知道?一个唱摇滚的。我一听摇滚,这个词好像挺酷的,挺喜

 

  X:摇滚圈总是忘了做音乐是怎么回事,忘了最早喜欢音乐就是因为好听,就是因为它舒服,忘了这些东西,到最后完全为了技术、音乐风格,甚至是地位。某些摇滚乐队或者歌手天天就为了这些地位来争夺,谁演出得怎么样,谁第几个谁压轴什么的,在圈里很多这种无聊的摇滚歌手或者乐队,我都不用提是谁。

 

专访摇滚歌手谢天笑查看原文:www.bundpic.com摇滚乐离真正需要它的人太远谢天笑在上海的演出,票卖到120元一张。被誉为“中国摇滚新教父”的他并不为此沾沾自喜。一方面,他觉得这个票价把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挡在了门外,另一方面,他也觉得摇滚乐无需拒绝自己应得的东西,包括商业效应。文刘牧洋 粟小殷(实习)  6月6日晚上7点,离演出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,杨浦区昆明路的现场酒吧门外已聚集了不少人。空气中还残留着些暑气,附近的居民拉着凳子坐在路边纳凉,好奇地看着热闹。酒吧门前找不到一张相关的海报,所有人就这么来了,一声不吭地掏钱买票。门口左侧有个小摊,上面摆着乐评人祁又一的新书《失踪女》,他把自己的新书发布和“哥们”谢天笑的演出放在一起,希望能带来更多的人气。  这是谢天笑新专辑《只有一个愿望》的上海演出专场,票价被定在120元一张。对于摇滚演出来说,这是个高票价。演出前,坐在饭店里休息的谢天笑并不为自己的“价值”沾沾自喜,“我自己不喜欢卖那么贵的票,我希望越便宜越好,谁都能来,喜欢摇滚乐的都能看”。  和鲍家街43号乐队的贝司手王磊从小一起长大的谢天笑,跟“发小”一起走上了摇滚之路,他说自己没有玩摇滚之前就已经是个特别摇滚的人,“很反叛,喜欢奇装异服,不好好学习,老师老是打我,我就想砸老师玻璃,然后学抽烟学喝酒,给女孩写情书……”  1991年,被父母逼着学画画和京剧的谢天笑离开了山东淄博的家,成了一个“北漂”。从“谢天笑”到“冷血动物”乐队再回到“谢天笑”,他用10多年时间确定了自己的音乐风格。如今,头发长长、身形削瘦的他,有了一个头衔:“中国摇滚新教父”。B=外滩画报X=谢天笑从雷鬼到摇滚  B:你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第一次接触摇滚乐的?  X:我15岁的时候开始玩吉他,然后就跟着一个人学吉他,他就是后来“鲍家街43号”乐队的贝司手王磊。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那时他会弹吉他我不会,有个朋友借给我一把吉他,王磊就弹些BEYOND乐队的歌给我听。他对我说,你知道崔健吗?我说崔健是谁?我以为是我们的一个邻居,因为那时我们老是出去瞎混。王磊说,崔健你都不知道?一个唱摇滚的。我一听摇滚,这个词好像挺酷的,挺喜

  B:对你来说,谁可以奉为音乐上的“精神偶像”?

 

  X:“穷街”乐队(SkidRow),但现在不是了。当时我觉得他们非常好看,就是那种长头发,典型的那种那个年龄会喜欢的形象。皮夹克,拿着酒瓶叼着烟,特别反叛,特别酷,而且我喜欢他唱歌的声音。我也喜欢“枪炮玫瑰”乐队(Guns’n Roses)的样子,但他们唱歌的声音我不太喜欢,我最喜欢的还是鲍勃·马利。

欢的。他说崔健就是穿着一身黄军装,系着个草绳,唱得特别沙哑的那个。我说那应该挺牛的一个人啊。然后他就唱崔健的歌给我听,《一块红布》啊,这些歌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听,但实际上后来我真的听了崔健的专辑,觉得反而没有当时王磊唱的好听,起码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听。  B:1991年你跑到北京时,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怎样的音乐吗?  X: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要做雷鬼,想玩雷鬼音乐。我不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,我只是因为喜欢鲍勃·马利(BobMarley)。别的雷鬼乐队我都不喜欢,我太喜欢鲍勃·马利了,所以我就总希望能像他那样唱歌。可是到1997年那会儿,我觉得雷鬼音乐不再能表达我的想法。我当时对世界很愤怒,恨不得扔个原子弹,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了。在摇滚中加入中国元素  B:你去纽约待过一年半,回来后,你的音乐中就加入了古筝。是国外的经历影响了你吗?  X:是的。我在美国看了很多演出,也参加过很多演出,或者一个人去地铁唱歌。我们在美国演出时,很多人会以为是个日本乐队,一般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摇滚乐,他们想看看中国的乐队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们玩的跟他们差不多,在那之前我觉得不用强调自己的中国特点,不用一定要用中国的民乐,但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强调这个。  B:古筝对中国人来讲,并不稀罕。  X:我写的新歌里面有《无》、《风是外衣》,都是从中国的思想里面来的。中国讲究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和摇滚乐结合的话,肯定会出来一种新的东西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已经想成熟了很多事情,已经确定好我该怎么做。  B:会不会再回归做雷鬼乐?  X:会,我现在已经在新专辑里尝试做了。但一些过去喜欢我的歌迷就以为我是被改变了,以为我是妥协了,他们不知道那是我的强项。摇滚乐忘了自己要做什么  B:你以前说过,摇滚和大众是有距离的。可是摇滚乐是诞生自底层的东西。  X:摇滚乐实际上应该是这样,表现底层弱势群体,是为他们说话的一种工具,而实际上没有做到。我觉得摇滚乐和真正需要摇滚乐的人距离太远。比如说,刚才我们说价格的问题,我觉得一般的民工或者农民能看演出那是最好的,但他们不可能花100块钱来看这个演出,打车来,还有买酒,然后再买门票。这只是一个方面,音乐上也有。摇滚乐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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