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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朱德庸 一个混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  

2007-07-24 14:26:43|  分类: 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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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就大环境来说,我比儿子幸运,因为我小时候,时代没有这么发达,小孩还可以在大自然中享受童年,而我儿子连享受院子的机会都没有。同时他承受的压力比我大。B:你和儿子的关系据说像是兄弟常常一起玩。Z:我每年都会假装圣诞老人写信给他,他一直到初中都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。我还骗他说,我是超人,你不要跟别人讲,每天晚上你睡着了之后,我就从窗户飞出去,维护世界和平,所以你起床时,爸爸还在睡,这是因为我晚上要出去和大怪物打,跟恐龙打,非常累。我讲过也就算了,结果有一天他放学回来,趴在我耳边说,爸爸,我跟你说,我没有跟别人讲,你是超人。哈哈。我笔下的人只会更丑陋B:2003年你结束了自己的成名系列《双响炮》,去年又结束了涩女郎。不断结束、开始,这是为什么?Z:国外漫画家画一个系列,会画到老、画到死,但我是靠感觉做事的,不会计划。我跟系列的关系就像跟朋友相处一样,虽然开心,但总要分开的。那是一种感觉,不能用市场去衡量。B:你画过女人、孩子、上班族,今后是否会画男人?Z:其实在十三四年前,我还在画《涩女郎》的时候,就画过男人,画的都是男人的观点,男人对女人、性、生活、其他男人的看法。但一直没有出版,我不能确定适不适合出。B:在你的漫画中,男人被暴露了很多缺点,比如好色、不负责。在新作中,你对男人的描绘是否会客气一些?Z:不会,其实我笔下的所有人只会更丑陋、更糟糕,这才是我感兴趣的。B:你在书里观点犀利,而在生活中,则显得温和。生活中的你和书里的你为何如此不同?Z:我不是故意要在书里显得那么伶牙俐齿,画画必须有特定的表达方式,有自己的观点,有讽刺性,而且篇幅只有四格,必须一针见血。B:快乐是你的人生目标吗?Z:我不会追求所谓的快乐,当追求快乐变成一种压力,就会很累。我现在很满足,满足跟其他的差别就是,不管什么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,都觉得没有什么遗憾。我现在和太太在台湾,每天早上起来,都会到后面的山上散步、打太极,然后回家,冲个澡,随便吃点早餐,接着我画画,中午也只是简单吃点,吃过午饭就商量下午去哪儿玩,可能开车去远一点的山上,或者逛街。我们在台北有一些比较喜欢的固定的散步路线。有时我会跟太太玩一个游戏,她说我“神经病”—这个游戏叫“一天环游世界”,我们走到某一个景前,我会跟太太说:“这像不像日本东京的某个地方?”到下一个路段,我又会说:“这像不像北京?”我们就这样一天环游“全世界”。
专访朱德庸一个混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朱德庸不画涩女郎,却画起了五六岁的孩子,以及孩子和大人的拉拉扯扯。5月,朱德庸在内地出版转型之作《绝对小孩》,原来,他一直就是一个混迹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,用孩子的眼光观察男女、父母,并坚持自己对生活的信心。文刘莉芳 王娅蕾 图小武 有这样几个小孩:一个叫“披头”,每次训导处挨批都少不了他;一个叫“五毛”,不管怎么装,父母就是觉得他不乖;一个叫“讨厌”,跟他以及他父母接触的人总是忍不住尖叫;唯一循规蹈矩一点的是“比赛小子”,但他被父母逼着,总在和别人比赛。这几个孩子就是朱德庸的新作《绝对小孩》(上海文艺出版总社锦绣文章社出版,贝塔斯曼策划)中的主角。朱德庸在自序里写道,画画20年来,他有两类题材是不碰的,一是动物,因为太爱,以至于无法在它们身上开玩笑;一是小孩,因为太讨厌,以至于排斥画他们。但是在陪伴儿子长大的过程中,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朱德庸说,成人每天都应做几分钟孩子,他所说的孩子,并非幼稚,也用不着变形金刚、芭比娃娃,而是对生活的态度。朱德庸曾经和太太开了家公司,当时很发,和柯尼卡、TOYOTA都有合作,但仅做了10个月,太太就认为这种忙碌的生活不是他们要的,于是夫妻俩撤了;朱德庸的电视剧授权费曾经比金庸还高,但他不愿赚编剧费,更不用说自己开工作室,批量生产了。朱德庸在生活和事业中有所失有所得,如今,他对生活很满足,他说,别小看小孩,小孩总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。当朱德庸画不出画,心烦时,儿子说:“画不出就去玩呗。”他恍然,原来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放下。B=《外滩画报》Z=朱德庸每一个小孩都是“绝对小孩”B:《绝对小孩》自2001年3月起,在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连载,据说那是你事业最困难的时候,但当时你的书在大陆销得非常好,困难从何说起?Z:其实困难来自两方面,一方面是事业—这段经历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—我曾有一个认识了十年的朋友处于事业低谷期,为了帮他,我把出道以来发表的十几本书都签给他,他希望先在市场上清空那些书,为此,我让我的书在市场上断货两年左右。但后来他不仅卡住了我所有的书,还跟我打官司。官司结束前,我的书不能出版,这对我的事业确实是一次打击。但官司就能困住我么?未必,他困住的是旧书,我还可以出新书。另一方面,当时我正面临人生困惑,甚至怀疑是否选错行。我在26岁入行,从26岁到30岁,一直怀疑,是否应该改行做行政、广告,甚至去开飞机。然而38岁的我竟然又开始怀疑,因为漫画让我不快乐—我每天要画十几个小时,几乎没有假日,难道人生只有工作吗?漫画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?人生应该怎样选择、调配?打官司的两年,我停了下来,发现生活更重要。后来官司赢了,可以反控他,但我放弃了,再追究不过又是一场官司,我还要继续往前走。B:经历了友情的创伤,你这才开始创作《绝对小孩》?Z:2000年官司刚开始,我就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了,但和这事毫无关系。当时我发现自己跟儿子的童年是交汇的—我陪他过他的童年,和他一起,自己又过了一遍童年。小时候不会想,现在回想起来,也就知道了自己从小是个怎样的人,在我的生活里,漫画占多大比重,感觉一点一滴地找回来,我这才完全确认自己选择漫画没有错,才能静下心,重新开始画画。B:据说是北京的雪催生了《绝对小孩》?Z:对。那年我带着儿子去北京过年,住在一间由四合院改造的旅馆里,房间里有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床,窗帘一拉,整个房间都是黑漆漆的。早上,我早起画画,坐在一张圆形的古董桌前,椅子没有靠背,那时候我的腰还不错,坐着还行。我把窗帘拉开一点,一道光进来,照在桌上,刚好照在我的四格纸上。就这样,我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。有一天,画着画着,下雪了,我站在窗前看—要知道我们台湾人看到雪就跟看到宝藏一样,都看傻了。小时候,我家虽然不是四合院,是日式房子,但也是灰瓦。那一刻,我真的感觉自己回到了五六岁。儿子起床后,还在下雪,我带着他在胡同里走,就像两个小孩出去玩,而不是父亲带着儿子。《绝对小孩》就是在这种气氛里酝酿出来的,一开始都是在北京画的,中间是去美国画的,后面是在台北画的。B:你形容了一场纳尼亚般的漫天雪景,这是北京带给你的创作感受,那么美国带给你什么不同的创作感受?Z:美国的环境比较空旷,虽然屋子都是西式的,环境比我小时候的台湾好得多,但那种空旷感很像我小时候的台北。那时,台北很安静,在我家巷子口站很久,都等不到一个人,偶尔才有一辆脚踏车骑专访朱德庸  一个混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 - 外滩画报 - 外滩画报 的博客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专访朱德庸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一个混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


 朱德庸不画涩女郎,却画起了五六岁的孩子,以及孩子和大人的拉拉扯扯。5月,朱德庸在内地出版转型之作《绝对小孩》,原来,他一直就是一个混迹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,用孩子的眼光观察男女、父母,并坚持自己对生活的信心。
文/刘莉芳 王娅蕾 图/小武


  有这样几个小孩:一个叫“披头”,每次训导处挨批都少不了他;一个叫“五毛”,不管怎么装,父母就是觉得他不乖;一个叫“讨厌”,跟他以及他父母接触的人总是忍不住尖叫;唯一循规蹈矩一点的是“比赛小子”,但他被父母逼着,总在和别人比赛。这几个孩子就是朱德庸的新作《绝对小孩》(上海文艺出版总社锦绣文章社出版,贝塔斯曼策划)中的主角。朱德庸在自序里写道,画画20年来,他有两类题材是不碰的,一是动物,因为太爱,以至于无法在它们身上开玩笑;一是小孩,因为太讨厌,以至于排斥画他们。但是在陪伴儿子长大的过程中,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朱德庸说,成人每天都应做几分钟孩子,他所说的孩子,并非幼稚,也用不着变形金刚、芭比娃娃,而是对生活的态度。

专访朱德庸一个混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朱德庸不画涩女郎,却画起了五六岁的孩子,以及孩子和大人的拉拉扯扯。5月,朱德庸在内地出版转型之作《绝对小孩》,原来,他一直就是一个混迹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,用孩子的眼光观察男女、父母,并坚持自己对生活的信心。文刘莉芳 王娅蕾 图小武 有这样几个小孩:一个叫“披头”,每次训导处挨批都少不了他;一个叫“五毛”,不管怎么装,父母就是觉得他不乖;一个叫“讨厌”,跟他以及他父母接触的人总是忍不住尖叫;唯一循规蹈矩一点的是“比赛小子”,但他被父母逼着,总在和别人比赛。这几个孩子就是朱德庸的新作《绝对小孩》(上海文艺出版总社锦绣文章社出版,贝塔斯曼策划)中的主角。朱德庸在自序里写道,画画20年来,他有两类题材是不碰的,一是动物,因为太爱,以至于无法在它们身上开玩笑;一是小孩,因为太讨厌,以至于排斥画他们。但是在陪伴儿子长大的过程中,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朱德庸说,成人每天都应做几分钟孩子,他所说的孩子,并非幼稚,也用不着变形金刚、芭比娃娃,而是对生活的态度。朱德庸曾经和太太开了家公司,当时很发,和柯尼卡、TOYOTA都有合作,但仅做了10个月,太太就认为这种忙碌的生活不是他们要的,于是夫妻俩撤了;朱德庸的电视剧授权费曾经比金庸还高,但他不愿赚编剧费,更不用说自己开工作室,批量生产了。朱德庸在生活和事业中有所失有所得,如今,他对生活很满足,他说,别小看小孩,小孩总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。当朱德庸画不出画,心烦时,儿子说:“画不出就去玩呗。”他恍然,原来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放下。B=《外滩画报》Z=朱德庸每一个小孩都是“绝对小孩”B:《绝对小孩》自2001年3月起,在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连载,据说那是你事业最困难的时候,但当时你的书在大陆销得非常好,困难从何说起?Z:其实困难来自两方面,一方面是事业—这段经历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—我曾有一个认识了十年的朋友处于事业低谷期,为了帮他,我把出道以来发表的十几本书都签给他,他希望先在市场上清空那些书,为此,我让我的书在市场上断货两年左右。但后来他不仅卡住了我所有的书,还跟我打官司。官司结束前,我的书不能出版,这对我的事业确实是一次打击。但官司就能困住我么?未必,他困住的是旧书,我还可以出新书。另一方面,当时我正面临人生困惑,甚至怀疑是否选错行。我在26岁入行,从26岁到30岁,一直怀疑,是否应该改行做行政、广告,甚至去开飞机。然而38岁的我竟然又开始怀疑,因为漫画让我不快乐—我每天要画十几个小时,几乎没有假日,难道人生只有工作吗?漫画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?人生应该怎样选择、调配?打官司的两年,我停了下来,发现生活更重要。后来官司赢了,可以反控他,但我放弃了,再追究不过又是一场官司,我还要继续往前走。B:经历了友情的创伤,你这才开始创作《绝对小孩》?Z:2000年官司刚开始,我就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了,但和这事毫无关系。当时我发现自己跟儿子的童年是交汇的—我陪他过他的童年,和他一起,自己又过了一遍童年。小时候不会想,现在回想起来,也就知道了自己从小是个怎样的人,在我的生活里,漫画占多大比重,感觉一点一滴地找回来,我这才完全确认自己选择漫画没有错,才能静下心,重新开始画画。B:据说是北京的雪催生了《绝对小孩》?Z:对。那年我带着儿子去北京过年,住在一间由四合院改造的旅馆里,房间里有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床,窗帘一拉,整个房间都是黑漆漆的。早上,我早起画画,坐在一张圆形的古董桌前,椅子没有靠背,那时候我的腰还不错,坐着还行。我把窗帘拉开一点,一道光进来,照在桌上,刚好照在我的四格纸上。就这样,我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。有一天,画着画着,下雪了,我站在窗前看—要知道我们台湾人看到雪就跟看到宝藏一样,都看傻了。小时候,我家虽然不是四合院,是日式房子,但也是灰瓦。那一刻,我真的感觉自己回到了五六岁。儿子起床后,还在下雪,我带着他在胡同里走,就像两个小孩出去玩,而不是父亲带着儿子。《绝对小孩》就是在这种气氛里酝酿出来的,一开始都是在北京画的,中间是去美国画的,后面是在台北画的。B:你形容了一场纳尼亚般的漫天雪景,这是北京带给你的创作感受,那么美国带给你什么不同的创作感受?Z:美国的环境比较空旷,虽然屋子都是西式的,环境比我小时候的台湾好得多,但那种空旷感很像我小时候的台北。那时,台北很安静,在我家巷子口站很久,都等不到一个人,偶尔才有一辆脚踏车骑
 朱德庸曾经和太太开了家公司,当时很发,和柯尼卡、TOYOTA都有合作,但仅做了10个月,太太就认为这种忙碌的生活不是他们要的,于是夫妻俩撤了;朱德庸的电视剧授权费曾经比金庸还高,但他不愿赚编剧费,更不用说自己开工作室,批量生产了。


 朱德庸在生活和事业中有所失有所得,如今,他对生活很满足,他说,别小看小孩,小孩总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。当朱德庸画不出画,心烦时,儿子说:“画不出就去玩呗。”他恍然,原来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放下。


B=《外滩画报》

Z=朱德庸每一个小孩都是“绝对小孩”

B:《绝对小孩》自2001年3月起,在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连载,据说那是你事业最困难的时候,但当时你的书在大陆销得非常好,困难从何说起?

Z:其实困难来自两方面,一方面是事业—这段经历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—我曾有一个认识了十年的朋友处于事业低谷期,为了帮他,我把出道以来发表的十几本书都签给他,他希望先在市场上清空那些书,为此,我让我的书在市场上断货两年左右。但后来他不仅卡住了我所有的书,还跟我打官司。官司结束前,我的书不能出版,这对我的事业确实是一次打击。但官司就能困住我么?未必,他困住的是旧书,我还可以出新书。另一方面,当时我正面临人生困惑,甚至怀疑是否选错行。我在26岁入行,从26岁到30岁,一直怀疑,是否应该改行做行政、广告,甚至去开飞机。然而38岁的我竟然又开始怀疑,因为漫画让我不快乐—我每天要画十几个小时,几乎没有假日,难道人生只有工作吗?漫画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?人生应该怎样选择、调配?打官司的两年,我停了下来,发现生活更重要。后来官司赢了,可以反控他,但我放弃了,再追究不过又是一场官司,我还要继续往前走。

B:经历了友情的创伤,你这才开始创作《绝对小孩》?

Z:2000年官司刚开始,我就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了,但和这事毫无关系。当时我发现自己跟儿子的童年是交汇的—我陪他过他的童年,和他一起,自己又过了一遍童年。小时候不会想,现在回想起来,也就知道了自己从小是个怎样的人,在我的生活里,漫画占多大比重,感觉一点一滴地找回来,我这才完全确认自己选择漫画没有错,才能静下心,重新开始画画。

B:据说是北京的雪催生了《绝对小孩》?

Z:对。那年我带着儿子去北京过年,住在一间由四合院改造的旅馆里,房间里有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床,窗帘一拉,整个房间都是黑漆漆的。早上,我早起画画,坐在一张圆形的古董桌前,椅子没有靠背,那时候我的腰还不错,坐着还行。我把窗帘拉开一点,一道光进来,照在桌上,刚好照在我的四格纸上。就这样,我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。有一天,画着画着,下雪了,我站在窗前看—要知道我们台湾人看到雪就跟看到宝藏一样,都看傻了。小时候,我家虽然不是四合院,是日式房子,但也是灰瓦。那一刻,我真的感觉自己回到了五六岁。儿子起床后,还在下雪,我带着他在胡同里走,就像两个小孩出去玩,而不是父亲带着儿子。《绝对小孩》就是在这种气氛里酝酿出来的,一开始都是在北京画的,中间是去美国画的,后面是在台北画的。

B:你形容了一场纳尼亚般的漫天雪景,这是北京带给你的创作感受,那么美国带给你什么不同的创作感受?

Z:美国的环境比较空旷,虽然屋子都是西式的,环境比我小时候的台湾好得多,但那种空旷感很像我小时候的台北。那时,台北很安静,在我家巷子口站很久,都等不到一个人,偶尔才有一辆脚踏车骑过去。《绝对小孩》没有收入的一些图里,一部分是画圣诞老人的。在美国画圣诞节的感觉很奇妙,好像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,看着看着,就跳进银幕里,而里面正好在演圣诞节的情节。

B:《绝对小孩》中的孩子们天真可爱,却个个是哲学家,讽刺了成人世界。似乎《绝对小孩》并不仅是儿童世界?

专访朱德庸一个混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朱德庸不画涩女郎,却画起了五六岁的孩子,以及孩子和大人的拉拉扯扯。5月,朱德庸在内地出版转型之作《绝对小孩》,原来,他一直就是一个混迹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,用孩子的眼光观察男女、父母,并坚持自己对生活的信心。文刘莉芳 王娅蕾 图小武 有这样几个小孩:一个叫“披头”,每次训导处挨批都少不了他;一个叫“五毛”,不管怎么装,父母就是觉得他不乖;一个叫“讨厌”,跟他以及他父母接触的人总是忍不住尖叫;唯一循规蹈矩一点的是“比赛小子”,但他被父母逼着,总在和别人比赛。这几个孩子就是朱德庸的新作《绝对小孩》(上海文艺出版总社锦绣文章社出版,贝塔斯曼策划)中的主角。朱德庸在自序里写道,画画20年来,他有两类题材是不碰的,一是动物,因为太爱,以至于无法在它们身上开玩笑;一是小孩,因为太讨厌,以至于排斥画他们。但是在陪伴儿子长大的过程中,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朱德庸说,成人每天都应做几分钟孩子,他所说的孩子,并非幼稚,也用不着变形金刚、芭比娃娃,而是对生活的态度。朱德庸曾经和太太开了家公司,当时很发,和柯尼卡、TOYOTA都有合作,但仅做了10个月,太太就认为这种忙碌的生活不是他们要的,于是夫妻俩撤了;朱德庸的电视剧授权费曾经比金庸还高,但他不愿赚编剧费,更不用说自己开工作室,批量生产了。朱德庸在生活和事业中有所失有所得,如今,他对生活很满足,他说,别小看小孩,小孩总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。当朱德庸画不出画,心烦时,儿子说:“画不出就去玩呗。”他恍然,原来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放下。B=《外滩画报》Z=朱德庸每一个小孩都是“绝对小孩”B:《绝对小孩》自2001年3月起,在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连载,据说那是你事业最困难的时候,但当时你的书在大陆销得非常好,困难从何说起?Z:其实困难来自两方面,一方面是事业—这段经历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—我曾有一个认识了十年的朋友处于事业低谷期,为了帮他,我把出道以来发表的十几本书都签给他,他希望先在市场上清空那些书,为此,我让我的书在市场上断货两年左右。但后来他不仅卡住了我所有的书,还跟我打官司。官司结束前,我的书不能出版,这对我的事业确实是一次打击。但官司就能困住我么?未必,他困住的是旧书,我还可以出新书。另一方面,当时我正面临人生困惑,甚至怀疑是否选错行。我在26岁入行,从26岁到30岁,一直怀疑,是否应该改行做行政、广告,甚至去开飞机。然而38岁的我竟然又开始怀疑,因为漫画让我不快乐—我每天要画十几个小时,几乎没有假日,难道人生只有工作吗?漫画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?人生应该怎样选择、调配?打官司的两年,我停了下来,发现生活更重要。后来官司赢了,可以反控他,但我放弃了,再追究不过又是一场官司,我还要继续往前走。B:经历了友情的创伤,你这才开始创作《绝对小孩》?Z:2000年官司刚开始,我就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了,但和这事毫无关系。当时我发现自己跟儿子的童年是交汇的—我陪他过他的童年,和他一起,自己又过了一遍童年。小时候不会想,现在回想起来,也就知道了自己从小是个怎样的人,在我的生活里,漫画占多大比重,感觉一点一滴地找回来,我这才完全确认自己选择漫画没有错,才能静下心,重新开始画画。B:据说是北京的雪催生了《绝对小孩》?Z:对。那年我带着儿子去北京过年,住在一间由四合院改造的旅馆里,房间里有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床,窗帘一拉,整个房间都是黑漆漆的。早上,我早起画画,坐在一张圆形的古董桌前,椅子没有靠背,那时候我的腰还不错,坐着还行。我把窗帘拉开一点,一道光进来,照在桌上,刚好照在我的四格纸上。就这样,我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。有一天,画着画着,下雪了,我站在窗前看—要知道我们台湾人看到雪就跟看到宝藏一样,都看傻了。小时候,我家虽然不是四合院,是日式房子,但也是灰瓦。那一刻,我真的感觉自己回到了五六岁。儿子起床后,还在下雪,我带着他在胡同里走,就像两个小孩出去玩,而不是父亲带着儿子。《绝对小孩》就是在这种气氛里酝酿出来的,一开始都是在北京画的,中间是去美国画的,后面是在台北画的。B:你形容了一场纳尼亚般的漫天雪景,这是北京带给你的创作感受,那么美国带给你什么不同的创作感受?Z:美国的环境比较空旷,虽然屋子都是西式的,环境比我小时候的台湾好得多,但那种空旷感很像我小时候的台北。那时,台北很安静,在我家巷子口站很久,都等不到一个人,偶尔才有一辆脚踏车骑

Z:《绝对小孩》里原来确实没有大人,我的想法比较简单,就是表达小孩的世界。快成书的时候,才在最后一章画了大人,我太太说,应该让读者知道书中小孩的背景,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小孩。而且,大人的世界跟小孩的世界必然有冲突,如果只表达小孩,势必单调,不够全面;另外,小孩跟他的父母、老师总是有联系的。

B:你觉得什么样的小孩才是“绝对小孩”?

Z:每个小孩都是绝对小孩,小孩喜欢就喜欢,不喜欢就不喜欢,他的选择或许很粗糙,没有通盘考量,但有时候经过理性思考,反而会违背本意。你跟小孩玩游戏,如果不好玩,他就不要跟你再玩了。大人就不同,每天都在玩不喜欢的游戏。

B:《绝对小孩》的画风和《涩女郎》有些相似,都是微翘的嘴巴、暖色调的颜色、简单的线条,这是为什么?

Z:我一直想画一个世界,这个世界里有婚姻、爱情、男女,也有小孩、上班族,所以我希望这些作品的风格、涂色、线条等都是一致的。

B:《绝对小孩》未来有什么计划?

Z:还会画下去,我对童年的感觉还有很多没有画出来,父母、老师、其他小孩,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画,甚至可以画奇幻世界。我小时候就生活在现实和奇幻的世界之间。开学第一天,我总会在教室里哭,因为好日子完了,要进入现实世界了,而且大多数时间都要在现实世界里,只有放学后,才能回到我的奇幻世界。“绝对小孩”朱德庸

B:说说你小时候的奇幻世界吧。

Z:我小时候上“大号”时,会和小矮人聊天。我家当时的厕所有一扇半门宽,上“大号”时,我盯着瓷砖、洗脸盆的水管看,看着看着,小矮人就跳出来了,他们的身高不足一尺,长得很可爱,鼻子、耳朵都是尖尖的,先有一个小矮人从洗脸盆里伸出头来,等一会,就有别的小矮人从其他地方出来。小矮人说我想要什么都可以。这些场景现在想起来,跟真的一样。

过去。《绝对小孩》没有收入的一些图里,一部分是画圣诞老人的。在美国画圣诞节的感觉很奇妙,好像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,看着看着,就跳进银幕里,而里面正好在演圣诞节的情节。B:《绝对小孩》中的孩子们天真可爱,却个个是哲学家,讽刺了成人世界。似乎《绝对小孩》并不仅是儿童世界?Z:《绝对小孩》里原来确实没有大人,我的想法比较简单,就是表达小孩的世界。快成书的时候,才在最后一章画了大人,我太太说,应该让读者知道书中小孩的背景,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小孩。而且,大人的世界跟小孩的世界必然有冲突,如果只表达小孩,势必单调,不够全面;另外,小孩跟他的父母、老师总是有联系的。B:你觉得什么样的小孩才是“绝对小孩”?Z:每个小孩都是绝对小孩,小孩喜欢就喜欢,不喜欢就不喜欢,他的选择或许很粗糙,没有通盘考量,但有时候经过理性思考,反而会违背本意。你跟小孩玩游戏,如果不好玩,他就不要跟你再玩了。大人就不同,每天都在玩不喜欢的游戏。B:《绝对小孩》的画风和《涩女郎》有些相似,都是微翘的嘴巴、暖色调的颜色、简单的线条,这是为什么?Z:我一直想画一个世界,这个世界里有婚姻、爱情、男女,也有小孩、上班族,所以我希望这些作品的风格、涂色、线条等都是一致的。B:《绝对小孩》未来有什么计划?Z:还会画下去,我对童年的感觉还有很多没有画出来,父母、老师、其他小孩,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画,甚至可以画奇幻世界。我小时候就生活在现实和奇幻的世界之间。开学第一天,我总会在教室里哭,因为好日子完了,要进入现实世界了,而且大多数时间都要在现实世界里,只有放学后,才能回到我的奇幻世界。“绝对小孩”朱德庸B:说说你小时候的奇幻世界吧。Z:我小时候上“大号”时,会和小矮人聊天。我家当时的厕所有一扇半门宽,上“大号”时,我盯着瓷砖、洗脸盆的水管看,看着看着,小矮人就跳出来了,他们的身高不足一尺,长得很可爱,鼻子、耳朵都是尖尖的,先有一个小矮人从洗脸盆里伸出头来,等一会,就有别的小矮人从其他地方出来。小矮人说我想要什么都可以。这些场景现在想起来,跟真的一样。B:你说《绝对小孩》中“讨厌”最像你,你从小就不被人喜欢?Z:我从小就被打击,满月的时候,我妈妈抱我出来,邻居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天哪!这么丑的小孩!”从那天开始,我就受到诅咒。从幼儿园开始,我是非常糟糕,没有人喜欢我。我受到最大的干扰不是父母,他们不逼我,也不会说“功课这么烂,你给我去补习”,或者说“不许你画画”,我受到的最大干扰是老师,老师既不督促我读书,也不拖我进大人的世界,因为我还不够格,他们觉得我没有前途,只是在摧毁我的世界。B:你有一个又帅、功课又好的哥哥,如此反差,一定让你的童年不好受吧。Z:我小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“不公平”,我妈妈最常讲的就是“没那回事”。我们家尽量讲究公平,我哥哥有的玩具,我也有,但我总觉得哥哥的玩具比我的好。有一次,我家邻居吃火锅,那时候吃火锅可以吃到很多肉,很稀奇的。他们叫我哥哥去吃,却根本不理我。那时,我家客厅有一扇很大的窗,旁边是墙,他们就在墙那边的院子里吃,我们之间不过隔了几米,我坐在窗边听他们笑着说“这个很好吃,吃一块”。B:小时候会幻想神仙来帮你吗?Z:会,我觉得只有小矮人理解我。放暑假时,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跟虫子玩了两个月,这就是我的世界,虫子是我的玩伴。B:你这个不被大人冀望的孩子,后来放弃自己了吗?Z:我被很多学校开除过,到高二,我又被开除了,我爸爸用关系把我弄到一所很糟糕的高中,那所高中就像电影《黑狱风云》里一样,所有学生都是没有学校肯要的。我就是在那时警觉到,怎么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?我开始好好念书。我妈妈被我吓了一跳,这小孩怎么搞的,原来拿着棍子逼,他都不读,现在每天回家都读书。我念了一年,考上一所破大学。B:长大后,你还有这种童心吗?Z:我现在睡觉前,都会想象自己像E.T(外星人)一样,穿过屋顶,在自己家上面飞—那是我童年的家,我从外面走近,看到第一家、第二家里面住着什么人,路灯什么样,每户人家里的大树是什么样的。因为小时侯,我不可能跑很远,所以记忆都在以我家为中心点的方圆两三百公尺内。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提醒自己,我是一个怎样的人。人长大以后,很快就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谁,这是最危险的。有一天你会发现,前半生白活了。B:和儿子的童年相比,你们两人的童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Z:最主要的是,他比我幸运,有一对注意他的父母,而我没有

B:你说《绝对小孩》中“讨厌”最像你,你从小就不被人喜欢?

Z:我从小就被打击,满月的时候,我妈妈抱我出来,邻居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天哪!这么丑的小孩!”从那天开始,我就受到诅咒。从幼儿园开始,我是非常糟糕,没有人喜欢我。我受到最大的干扰不是父母,他们不逼我,也不会说“功课这么烂,你给我去补习”,或者说“不许你画画”,我受到的最大干扰是老师,老师既不督促我读书,也不拖我进大人的世界,因为我还不够格,他们觉得我没有前途,只是在摧毁我的世界。

B:你有一个又帅、功课又好的哥哥,如此反差,一定让你的童年不好受吧。

过去。《绝对小孩》没有收入的一些图里,一部分是画圣诞老人的。在美国画圣诞节的感觉很奇妙,好像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,看着看着,就跳进银幕里,而里面正好在演圣诞节的情节。B:《绝对小孩》中的孩子们天真可爱,却个个是哲学家,讽刺了成人世界。似乎《绝对小孩》并不仅是儿童世界?Z:《绝对小孩》里原来确实没有大人,我的想法比较简单,就是表达小孩的世界。快成书的时候,才在最后一章画了大人,我太太说,应该让读者知道书中小孩的背景,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小孩。而且,大人的世界跟小孩的世界必然有冲突,如果只表达小孩,势必单调,不够全面;另外,小孩跟他的父母、老师总是有联系的。B:你觉得什么样的小孩才是“绝对小孩”?Z:每个小孩都是绝对小孩,小孩喜欢就喜欢,不喜欢就不喜欢,他的选择或许很粗糙,没有通盘考量,但有时候经过理性思考,反而会违背本意。你跟小孩玩游戏,如果不好玩,他就不要跟你再玩了。大人就不同,每天都在玩不喜欢的游戏。B:《绝对小孩》的画风和《涩女郎》有些相似,都是微翘的嘴巴、暖色调的颜色、简单的线条,这是为什么?Z:我一直想画一个世界,这个世界里有婚姻、爱情、男女,也有小孩、上班族,所以我希望这些作品的风格、涂色、线条等都是一致的。B:《绝对小孩》未来有什么计划?Z:还会画下去,我对童年的感觉还有很多没有画出来,父母、老师、其他小孩,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画,甚至可以画奇幻世界。我小时候就生活在现实和奇幻的世界之间。开学第一天,我总会在教室里哭,因为好日子完了,要进入现实世界了,而且大多数时间都要在现实世界里,只有放学后,才能回到我的奇幻世界。“绝对小孩”朱德庸B:说说你小时候的奇幻世界吧。Z:我小时候上“大号”时,会和小矮人聊天。我家当时的厕所有一扇半门宽,上“大号”时,我盯着瓷砖、洗脸盆的水管看,看着看着,小矮人就跳出来了,他们的身高不足一尺,长得很可爱,鼻子、耳朵都是尖尖的,先有一个小矮人从洗脸盆里伸出头来,等一会,就有别的小矮人从其他地方出来。小矮人说我想要什么都可以。这些场景现在想起来,跟真的一样。B:你说《绝对小孩》中“讨厌”最像你,你从小就不被人喜欢?Z:我从小就被打击,满月的时候,我妈妈抱我出来,邻居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天哪!这么丑的小孩!”从那天开始,我就受到诅咒。从幼儿园开始,我是非常糟糕,没有人喜欢我。我受到最大的干扰不是父母,他们不逼我,也不会说“功课这么烂,你给我去补习”,或者说“不许你画画”,我受到的最大干扰是老师,老师既不督促我读书,也不拖我进大人的世界,因为我还不够格,他们觉得我没有前途,只是在摧毁我的世界。B:你有一个又帅、功课又好的哥哥,如此反差,一定让你的童年不好受吧。Z:我小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“不公平”,我妈妈最常讲的就是“没那回事”。我们家尽量讲究公平,我哥哥有的玩具,我也有,但我总觉得哥哥的玩具比我的好。有一次,我家邻居吃火锅,那时候吃火锅可以吃到很多肉,很稀奇的。他们叫我哥哥去吃,却根本不理我。那时,我家客厅有一扇很大的窗,旁边是墙,他们就在墙那边的院子里吃,我们之间不过隔了几米,我坐在窗边听他们笑着说“这个很好吃,吃一块”。B:小时候会幻想神仙来帮你吗?Z:会,我觉得只有小矮人理解我。放暑假时,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跟虫子玩了两个月,这就是我的世界,虫子是我的玩伴。B:你这个不被大人冀望的孩子,后来放弃自己了吗?Z:我被很多学校开除过,到高二,我又被开除了,我爸爸用关系把我弄到一所很糟糕的高中,那所高中就像电影《黑狱风云》里一样,所有学生都是没有学校肯要的。我就是在那时警觉到,怎么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?我开始好好念书。我妈妈被我吓了一跳,这小孩怎么搞的,原来拿着棍子逼,他都不读,现在每天回家都读书。我念了一年,考上一所破大学。B:长大后,你还有这种童心吗?Z:我现在睡觉前,都会想象自己像E.T(外星人)一样,穿过屋顶,在自己家上面飞—那是我童年的家,我从外面走近,看到第一家、第二家里面住着什么人,路灯什么样,每户人家里的大树是什么样的。因为小时侯,我不可能跑很远,所以记忆都在以我家为中心点的方圆两三百公尺内。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提醒自己,我是一个怎样的人。人长大以后,很快就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谁,这是最危险的。有一天你会发现,前半生白活了。B:和儿子的童年相比,你们两人的童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Z:最主要的是,他比我幸运,有一对注意他的父母,而我没有

Z:我小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“不公平”,我妈妈最常讲的就是“没那回事”。我们家尽量讲究公平,我哥哥有的玩具,我也有,但我总觉得哥哥的玩具比我的好。有一次,我家邻居吃火锅,那时候吃火锅可以吃到很多肉,很稀奇的。他们叫我哥哥去吃,却根本不理我。那时,我家客厅有一扇很大的窗,旁边是墙,他们就在墙那边的院子里吃,我们之间不过隔了几米,我坐在窗边听他们笑着说“这个很好吃,吃一块”。

B:小时候会幻想神仙来帮你吗?

Z:会,我觉得只有小矮人理解我。放暑假时,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跟虫子玩了两个月,这就是我的世界,虫子是我的玩伴。

专访朱德庸一个混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朱德庸不画涩女郎,却画起了五六岁的孩子,以及孩子和大人的拉拉扯扯。5月,朱德庸在内地出版转型之作《绝对小孩》,原来,他一直就是一个混迹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,用孩子的眼光观察男女、父母,并坚持自己对生活的信心。文刘莉芳 王娅蕾 图小武 有这样几个小孩:一个叫“披头”,每次训导处挨批都少不了他;一个叫“五毛”,不管怎么装,父母就是觉得他不乖;一个叫“讨厌”,跟他以及他父母接触的人总是忍不住尖叫;唯一循规蹈矩一点的是“比赛小子”,但他被父母逼着,总在和别人比赛。这几个孩子就是朱德庸的新作《绝对小孩》(上海文艺出版总社锦绣文章社出版,贝塔斯曼策划)中的主角。朱德庸在自序里写道,画画20年来,他有两类题材是不碰的,一是动物,因为太爱,以至于无法在它们身上开玩笑;一是小孩,因为太讨厌,以至于排斥画他们。但是在陪伴儿子长大的过程中,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朱德庸说,成人每天都应做几分钟孩子,他所说的孩子,并非幼稚,也用不着变形金刚、芭比娃娃,而是对生活的态度。朱德庸曾经和太太开了家公司,当时很发,和柯尼卡、TOYOTA都有合作,但仅做了10个月,太太就认为这种忙碌的生活不是他们要的,于是夫妻俩撤了;朱德庸的电视剧授权费曾经比金庸还高,但他不愿赚编剧费,更不用说自己开工作室,批量生产了。朱德庸在生活和事业中有所失有所得,如今,他对生活很满足,他说,别小看小孩,小孩总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。当朱德庸画不出画,心烦时,儿子说:“画不出就去玩呗。”他恍然,原来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放下。B=《外滩画报》Z=朱德庸每一个小孩都是“绝对小孩”B:《绝对小孩》自2001年3月起,在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连载,据说那是你事业最困难的时候,但当时你的书在大陆销得非常好,困难从何说起?Z:其实困难来自两方面,一方面是事业—这段经历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—我曾有一个认识了十年的朋友处于事业低谷期,为了帮他,我把出道以来发表的十几本书都签给他,他希望先在市场上清空那些书,为此,我让我的书在市场上断货两年左右。但后来他不仅卡住了我所有的书,还跟我打官司。官司结束前,我的书不能出版,这对我的事业确实是一次打击。但官司就能困住我么?未必,他困住的是旧书,我还可以出新书。另一方面,当时我正面临人生困惑,甚至怀疑是否选错行。我在26岁入行,从26岁到30岁,一直怀疑,是否应该改行做行政、广告,甚至去开飞机。然而38岁的我竟然又开始怀疑,因为漫画让我不快乐—我每天要画十几个小时,几乎没有假日,难道人生只有工作吗?漫画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?人生应该怎样选择、调配?打官司的两年,我停了下来,发现生活更重要。后来官司赢了,可以反控他,但我放弃了,再追究不过又是一场官司,我还要继续往前走。B:经历了友情的创伤,你这才开始创作《绝对小孩》?Z:2000年官司刚开始,我就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了,但和这事毫无关系。当时我发现自己跟儿子的童年是交汇的—我陪他过他的童年,和他一起,自己又过了一遍童年。小时候不会想,现在回想起来,也就知道了自己从小是个怎样的人,在我的生活里,漫画占多大比重,感觉一点一滴地找回来,我这才完全确认自己选择漫画没有错,才能静下心,重新开始画画。B:据说是北京的雪催生了《绝对小孩》?Z:对。那年我带着儿子去北京过年,住在一间由四合院改造的旅馆里,房间里有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床,窗帘一拉,整个房间都是黑漆漆的。早上,我早起画画,坐在一张圆形的古董桌前,椅子没有靠背,那时候我的腰还不错,坐着还行。我把窗帘拉开一点,一道光进来,照在桌上,刚好照在我的四格纸上。就这样,我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。有一天,画着画着,下雪了,我站在窗前看—要知道我们台湾人看到雪就跟看到宝藏一样,都看傻了。小时候,我家虽然不是四合院,是日式房子,但也是灰瓦。那一刻,我真的感觉自己回到了五六岁。儿子起床后,还在下雪,我带着他在胡同里走,就像两个小孩出去玩,而不是父亲带着儿子。《绝对小孩》就是在这种气氛里酝酿出来的,一开始都是在北京画的,中间是去美国画的,后面是在台北画的。B:你形容了一场纳尼亚般的漫天雪景,这是北京带给你的创作感受,那么美国带给你什么不同的创作感受?Z:美国的环境比较空旷,虽然屋子都是西式的,环境比我小时候的台湾好得多,但那种空旷感很像我小时候的台北。那时,台北很安静,在我家巷子口站很久,都等不到一个人,偶尔才有一辆脚踏车骑

B:你这个不被大人冀望的孩子,后来放弃自己了吗?

Z:我被很多学校开除过,到高二,我又被开除了,我爸爸用关系把我弄到一所很糟糕的高中,那所高中就像电影《黑狱风云》里一样,所有学生都是没有学校肯要的。我就是在那时警觉到,怎么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?我开始好好念书。我妈妈被我吓了一跳,这小孩怎么搞的,原来拿着棍子逼,他都不读,现在每天回家都读书。我念了一年,考上一所破大学。

B:长大后,你还有这种童心吗?

Z:我现在睡觉前,都会想象自己像E.T(外星人)一样,穿过屋顶,在自己家上面飞—那是我童年的家,我从外面走近,看到第一家、第二家里面住着什么人,路灯什么样,每户人家里的大树是什么样的。因为小时侯,我不可能跑很远,所以记忆都在以我家为中心点的方圆两三百公尺内。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提醒自己,我是一个怎样的人。人长大以后,很快就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谁,这是最危险的。有一天你会发现,前半生白活了。

B:和儿子的童年相比,你们两人的童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

Z:最主要的是,他比我幸运,有一对注意他的父母,而我没有。就大环境来说,我比儿子幸运,因为我小时候,时代没有这么发达,小孩还可以在大自然中享受童年,而我儿子连享受院子的机会都没有。同时他承受的压力比我大。

专访朱德庸一个混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朱德庸不画涩女郎,却画起了五六岁的孩子,以及孩子和大人的拉拉扯扯。5月,朱德庸在内地出版转型之作《绝对小孩》,原来,他一直就是一个混迹在成人世界的大男孩,用孩子的眼光观察男女、父母,并坚持自己对生活的信心。文刘莉芳 王娅蕾 图小武 有这样几个小孩:一个叫“披头”,每次训导处挨批都少不了他;一个叫“五毛”,不管怎么装,父母就是觉得他不乖;一个叫“讨厌”,跟他以及他父母接触的人总是忍不住尖叫;唯一循规蹈矩一点的是“比赛小子”,但他被父母逼着,总在和别人比赛。这几个孩子就是朱德庸的新作《绝对小孩》(上海文艺出版总社锦绣文章社出版,贝塔斯曼策划)中的主角。朱德庸在自序里写道,画画20年来,他有两类题材是不碰的,一是动物,因为太爱,以至于无法在它们身上开玩笑;一是小孩,因为太讨厌,以至于排斥画他们。但是在陪伴儿子长大的过程中,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朱德庸说,成人每天都应做几分钟孩子,他所说的孩子,并非幼稚,也用不着变形金刚、芭比娃娃,而是对生活的态度。朱德庸曾经和太太开了家公司,当时很发,和柯尼卡、TOYOTA都有合作,但仅做了10个月,太太就认为这种忙碌的生活不是他们要的,于是夫妻俩撤了;朱德庸的电视剧授权费曾经比金庸还高,但他不愿赚编剧费,更不用说自己开工作室,批量生产了。朱德庸在生活和事业中有所失有所得,如今,他对生活很满足,他说,别小看小孩,小孩总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。当朱德庸画不出画,心烦时,儿子说:“画不出就去玩呗。”他恍然,原来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放下。B=《外滩画报》Z=朱德庸每一个小孩都是“绝对小孩”B:《绝对小孩》自2001年3月起,在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连载,据说那是你事业最困难的时候,但当时你的书在大陆销得非常好,困难从何说起?Z:其实困难来自两方面,一方面是事业—这段经历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—我曾有一个认识了十年的朋友处于事业低谷期,为了帮他,我把出道以来发表的十几本书都签给他,他希望先在市场上清空那些书,为此,我让我的书在市场上断货两年左右。但后来他不仅卡住了我所有的书,还跟我打官司。官司结束前,我的书不能出版,这对我的事业确实是一次打击。但官司就能困住我么?未必,他困住的是旧书,我还可以出新书。另一方面,当时我正面临人生困惑,甚至怀疑是否选错行。我在26岁入行,从26岁到30岁,一直怀疑,是否应该改行做行政、广告,甚至去开飞机。然而38岁的我竟然又开始怀疑,因为漫画让我不快乐—我每天要画十几个小时,几乎没有假日,难道人生只有工作吗?漫画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?人生应该怎样选择、调配?打官司的两年,我停了下来,发现生活更重要。后来官司赢了,可以反控他,但我放弃了,再追究不过又是一场官司,我还要继续往前走。B:经历了友情的创伤,你这才开始创作《绝对小孩》?Z:2000年官司刚开始,我就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了,但和这事毫无关系。当时我发现自己跟儿子的童年是交汇的—我陪他过他的童年,和他一起,自己又过了一遍童年。小时候不会想,现在回想起来,也就知道了自己从小是个怎样的人,在我的生活里,漫画占多大比重,感觉一点一滴地找回来,我这才完全确认自己选择漫画没有错,才能静下心,重新开始画画。B:据说是北京的雪催生了《绝对小孩》?Z:对。那年我带着儿子去北京过年,住在一间由四合院改造的旅馆里,房间里有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床,窗帘一拉,整个房间都是黑漆漆的。早上,我早起画画,坐在一张圆形的古董桌前,椅子没有靠背,那时候我的腰还不错,坐着还行。我把窗帘拉开一点,一道光进来,照在桌上,刚好照在我的四格纸上。就这样,我开始画《绝对小孩》。有一天,画着画着,下雪了,我站在窗前看—要知道我们台湾人看到雪就跟看到宝藏一样,都看傻了。小时候,我家虽然不是四合院,是日式房子,但也是灰瓦。那一刻,我真的感觉自己回到了五六岁。儿子起床后,还在下雪,我带着他在胡同里走,就像两个小孩出去玩,而不是父亲带着儿子。《绝对小孩》就是在这种气氛里酝酿出来的,一开始都是在北京画的,中间是去美国画的,后面是在台北画的。B:你形容了一场纳尼亚般的漫天雪景,这是北京带给你的创作感受,那么美国带给你什么不同的创作感受?Z:美国的环境比较空旷,虽然屋子都是西式的,环境比我小时候的台湾好得多,但那种空旷感很像我小时候的台北。那时,台北很安静,在我家巷子口站很久,都等不到一个人,偶尔才有一辆脚踏车骑

B:你和儿子的关系据说像是兄弟常常一起玩。

Z:我每年都会假装圣诞老人写信给他,他一直到初中都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。我还骗他说,我是超人,你不要跟别人讲,每天晚上你睡着了之后,我就从窗户飞出去,维护世界和平,所以你起床时,爸爸还在睡,这是因为我晚上要出去和大怪物打,跟恐龙打,非常累。我讲过也就算了,结果有一天他放学回来,趴在我耳边说,爸爸,我跟你说,我没有跟别人讲,你是超人。哈哈。我笔下的人只会更丑陋

B:2003年你结束了自己的成名系列《双响炮》,去年又结束了涩女郎。不断结束、开始,这是为什么?

过去。《绝对小孩》没有收入的一些图里,一部分是画圣诞老人的。在美国画圣诞节的感觉很奇妙,好像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,看着看着,就跳进银幕里,而里面正好在演圣诞节的情节。B:《绝对小孩》中的孩子们天真可爱,却个个是哲学家,讽刺了成人世界。似乎《绝对小孩》并不仅是儿童世界?Z:《绝对小孩》里原来确实没有大人,我的想法比较简单,就是表达小孩的世界。快成书的时候,才在最后一章画了大人,我太太说,应该让读者知道书中小孩的背景,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小孩。而且,大人的世界跟小孩的世界必然有冲突,如果只表达小孩,势必单调,不够全面;另外,小孩跟他的父母、老师总是有联系的。B:你觉得什么样的小孩才是“绝对小孩”?Z:每个小孩都是绝对小孩,小孩喜欢就喜欢,不喜欢就不喜欢,他的选择或许很粗糙,没有通盘考量,但有时候经过理性思考,反而会违背本意。你跟小孩玩游戏,如果不好玩,他就不要跟你再玩了。大人就不同,每天都在玩不喜欢的游戏。B:《绝对小孩》的画风和《涩女郎》有些相似,都是微翘的嘴巴、暖色调的颜色、简单的线条,这是为什么?Z:我一直想画一个世界,这个世界里有婚姻、爱情、男女,也有小孩、上班族,所以我希望这些作品的风格、涂色、线条等都是一致的。B:《绝对小孩》未来有什么计划?Z:还会画下去,我对童年的感觉还有很多没有画出来,父母、老师、其他小孩,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画,甚至可以画奇幻世界。我小时候就生活在现实和奇幻的世界之间。开学第一天,我总会在教室里哭,因为好日子完了,要进入现实世界了,而且大多数时间都要在现实世界里,只有放学后,才能回到我的奇幻世界。“绝对小孩”朱德庸B:说说你小时候的奇幻世界吧。Z:我小时候上“大号”时,会和小矮人聊天。我家当时的厕所有一扇半门宽,上“大号”时,我盯着瓷砖、洗脸盆的水管看,看着看着,小矮人就跳出来了,他们的身高不足一尺,长得很可爱,鼻子、耳朵都是尖尖的,先有一个小矮人从洗脸盆里伸出头来,等一会,就有别的小矮人从其他地方出来。小矮人说我想要什么都可以。这些场景现在想起来,跟真的一样。B:你说《绝对小孩》中“讨厌”最像你,你从小就不被人喜欢?Z:我从小就被打击,满月的时候,我妈妈抱我出来,邻居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天哪!这么丑的小孩!”从那天开始,我就受到诅咒。从幼儿园开始,我是非常糟糕,没有人喜欢我。我受到最大的干扰不是父母,他们不逼我,也不会说“功课这么烂,你给我去补习”,或者说“不许你画画”,我受到的最大干扰是老师,老师既不督促我读书,也不拖我进大人的世界,因为我还不够格,他们觉得我没有前途,只是在摧毁我的世界。B:你有一个又帅、功课又好的哥哥,如此反差,一定让你的童年不好受吧。Z:我小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“不公平”,我妈妈最常讲的就是“没那回事”。我们家尽量讲究公平,我哥哥有的玩具,我也有,但我总觉得哥哥的玩具比我的好。有一次,我家邻居吃火锅,那时候吃火锅可以吃到很多肉,很稀奇的。他们叫我哥哥去吃,却根本不理我。那时,我家客厅有一扇很大的窗,旁边是墙,他们就在墙那边的院子里吃,我们之间不过隔了几米,我坐在窗边听他们笑着说“这个很好吃,吃一块”。B:小时候会幻想神仙来帮你吗?Z:会,我觉得只有小矮人理解我。放暑假时,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跟虫子玩了两个月,这就是我的世界,虫子是我的玩伴。B:你这个不被大人冀望的孩子,后来放弃自己了吗?Z:我被很多学校开除过,到高二,我又被开除了,我爸爸用关系把我弄到一所很糟糕的高中,那所高中就像电影《黑狱风云》里一样,所有学生都是没有学校肯要的。我就是在那时警觉到,怎么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?我开始好好念书。我妈妈被我吓了一跳,这小孩怎么搞的,原来拿着棍子逼,他都不读,现在每天回家都读书。我念了一年,考上一所破大学。B:长大后,你还有这种童心吗?Z:我现在睡觉前,都会想象自己像E.T(外星人)一样,穿过屋顶,在自己家上面飞—那是我童年的家,我从外面走近,看到第一家、第二家里面住着什么人,路灯什么样,每户人家里的大树是什么样的。因为小时侯,我不可能跑很远,所以记忆都在以我家为中心点的方圆两三百公尺内。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提醒自己,我是一个怎样的人。人长大以后,很快就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谁,这是最危险的。有一天你会发现,前半生白活了。B:和儿子的童年相比,你们两人的童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Z:最主要的是,他比我幸运,有一对注意他的父母,而我没有

Z:国外漫画家画一个系列,会画到老、画到死,但我是靠感觉做事的,不会计划。我跟系列的关系就像跟朋友相处一样,虽然开心,但总要分开的。那是一种感觉,不能用市场去衡量。

B:你画过女人、孩子、上班族,今后是否会画男人?

Z:其实在十三四年前,我还在画《涩女郎》的时候,就画过男人,画的都是男人的观点,男人对女人、性、生活、其他男人的看法。但一直没有出版,我不能确定适不适合出。

B:在你的漫画中,男人被暴露了很多缺点,比如好色、不负责。在新作中,你对男人的描绘是否会客气一些?

Z:不会,其实我笔下的所有人只会更丑陋、更糟糕,这才是我感兴趣的。

B:你在书里观点犀利,而在生活中,则显得温和。生活中的你和书里的你为何如此不同?

Z:我不是故意要在书里显得那么伶牙俐齿,画画必须有特定的表达方式,有自己的观点,有讽刺性,而且篇幅只有四格,必须一针见血。

B:快乐是你的人生目标吗?

Z:我不会追求所谓的快乐,当追求快乐变成一种压力,就会很累。我现在很满足,满足跟其他的差别就是,不管什么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,都觉得没有什么遗憾。我现在和太太在台湾,每天早上起来,都会到后面的山上散步、打太极,然后回家,冲个澡,随便吃点早餐,接着我画画,中午也只是简单吃点,吃过午饭就商量下午去哪儿玩,可能开车去远一点的山上,或者逛街。我们在台北有一些比较喜欢的固定的散步路线。有时我会跟太太玩一个游戏,她说我“神经病”—这个游戏叫“一天环游世界”,我们走到某一个景前,我会跟太太说:“这像不像日本东京的某个地方?”到下一个路段,我又会说:“这像不像北京?”我们就这样一天环游“全世界”。。就大环境来说,我比儿子幸运,因为我小时候,时代没有这么发达,小孩还可以在大自然中享受童年,而我儿子连享受院子的机会都没有。同时他承受的压力比我大。B:你和儿子的关系据说像是兄弟常常一起玩。Z:我每年都会假装圣诞老人写信给他,他一直到初中都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。我还骗他说,我是超人,你不要跟别人讲,每天晚上你睡着了之后,我就从窗户飞出去,维护世界和平,所以你起床时,爸爸还在睡,这是因为我晚上要出去和大怪物打,跟恐龙打,非常累。我讲过也就算了,结果有一天他放学回来,趴在我耳边说,爸爸,我跟你说,我没有跟别人讲,你是超人。哈哈。我笔下的人只会更丑陋B:2003年你结束了自己的成名系列《双响炮》,去年又结束了涩女郎。不断结束、开始,这是为什么?Z:国外漫画家画一个系列,会画到老、画到死,但我是靠感觉做事的,不会计划。我跟系列的关系就像跟朋友相处一样,虽然开心,但总要分开的。那是一种感觉,不能用市场去衡量。B:你画过女人、孩子、上班族,今后是否会画男人?Z:其实在十三四年前,我还在画《涩女郎》的时候,就画过男人,画的都是男人的观点,男人对女人、性、生活、其他男人的看法。但一直没有出版,我不能确定适不适合出。B:在你的漫画中,男人被暴露了很多缺点,比如好色、不负责。在新作中,你对男人的描绘是否会客气一些?Z:不会,其实我笔下的所有人只会更丑陋、更糟糕,这才是我感兴趣的。B:你在书里观点犀利,而在生活中,则显得温和。生活中的你和书里的你为何如此不同?Z:我不是故意要在书里显得那么伶牙俐齿,画画必须有特定的表达方式,有自己的观点,有讽刺性,而且篇幅只有四格,必须一针见血。B:快乐是你的人生目标吗?Z:我不会追求所谓的快乐,当追求快乐变成一种压力,就会很累。我现在很满足,满足跟其他的差别就是,不管什么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,都觉得没有什么遗憾。我现在和太太在台湾,每天早上起来,都会到后面的山上散步、打太极,然后回家,冲个澡,随便吃点早餐,接着我画画,中午也只是简单吃点,吃过午饭就商量下午去哪儿玩,可能开车去远一点的山上,或者逛街。我们在台北有一些比较喜欢的固定的散步路线。有时我会跟太太玩一个游戏,她说我“神经病”—这个游戏叫“一天环游世界”,我们走到某一个景前,我会跟太太说:“这像不像日本东京的某个地方?”到下一个路段,我又会说:“这像不像北京?”我们就这样一天环游“全世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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